中国历史上不断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是专制制度(转)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

1

独特的农民起义

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

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

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

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

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

2

地主不背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

总之,都是地主的错。



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

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

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

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



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农为主,南方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较多,但明朝的农民起义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王朝后期,田园荒芜十分普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被迫夺走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来种植这些荒田,但现实是,他们宁愿逃亡饿肚子也不愿意留下来种地。

1627年,明朝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所到之处,都是荒芜之田,长满了茅草,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回答道:税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李俊丽就在论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这些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员”。

因此,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所谓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读书群里做了如下总结:



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没有任何反映地主与佃户的矛盾,用秦晖的话来说,书里讲的是一群地主带着一帮农民、佃户来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政府的东西,而不是地主的。

历代农民起义反抗政府,从他们大肆屠杀官员就能看出来。

陈胜吴广“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而且杀官的手法极其残忍。东晋孙恩起义,“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到之处,将官员剁成肉泥,分给他们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煎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肢解并掏空身体,或熬成膏油,或是乱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纳粮,指的是交给政府的皇粮,而不是给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获河南福王朱常洵。这个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斩首,身体和鹿肉一起放在锅里煮熟,炖了一大锅,摆酒开宴,称为“福禄酒会”。

从这些历史材料都能明显感受到,农民起义对政府的强烈仇恨。

3

越来越重的税负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问,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纷争减少,带来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多么穷啊,那些启蒙思想家直到18世纪还在羡慕中国的富庶。

按道理讲,这是一个“制度优势”,农民应该拥护这个制度啊,怎么反而比分裂的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农民起义?他们怎么会如此痛恨当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封建割据下,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不断,诸侯都是世袭,老百姓没有上升空间, 还要忍受诸侯领主的残酷剥削。中国却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直接为民做主,打掉了中间的诸侯领主的剥削,老百姓应该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实是,封建割据的西欧农奴,其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欧农奴的税负远比中国农民稳定。



诸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对待领地农奴不会像官僚那样残暴,他们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庄园农奴的过劳死或逃亡对他们很不划算。而且,西欧领主与农奴是有白纸黑字的契约的,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税赋。

契约的主要内容,一般沿袭不变,几百年下来就会形成一种惯例。因此,农奴的税负水平,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南京大学的雍正江在论文《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中得出结论,“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

农奴只对领主负责,而中国古代的农民通常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压榨。朝廷规定的名义税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汉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过层层加码和各级克扣,农民的实际税负往往增加数十倍。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系统必然扩张,腐败程度必然加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只对上面负责,他们的利益在于升迁,反正干个几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现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往往越来越大。

比如,秦朝时期的官方税率是1/12,但社会崩溃了;西汉的税率长期都是1/30,但汉武帝时期,“关东流民二百万”“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在绝对税率的比较上,西欧农奴的税率普遍在1/4-1/2之间,这个税率介于中国王朝的前期与后期之间。

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100年内,中国农民与西欧农奴的平均税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欧农奴一直是1/3,中国农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后期是1/2。

当上级单位试图增加税负时,西欧农奴有契约和庄园法庭进行申诉和妥协,但中国古代是权力压倒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没有了诸侯、贵族等中间层,农民直接面对权力的鞭笞,根本无力抗衡,对于官府的增税行为,中国农民没有申诉渠道和博弈空间,从而导致税负单调上升,直到突破临界点。



有人肯定会问,如果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欧洲农奴好,但古代中国比欧洲富庶是没有疑问的,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种矛盾很好解释: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生活状况远好于欧洲领主,因为好处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4

没有低保

高税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一方面一部分税赋会用到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农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不归路。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匹配的,高税负就是高福利,低税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国的权责是失衡的,权力大于责任,因此政府权力很大,对民间控制能力很强,税收很严厉,但不承担社会福利。



古代中国信奉法家的治国理念:“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先天反对回馈于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强调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将利益留在上层,任何多余的好处都不会留给百姓。



有人会说,古代中国有义仓,非常时刻可以开仓济民。但是,这些义仓基本上是摆设,要么没有存粮或者粮食发霉,能吃的粮食早就卖掉了,““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虚名,惠不及下”;要么烂在义仓也不愿意救助灾民。

典型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粮仓失火,隋朝灭亡时洛阳粮仓堆满了粮食。

即便朝廷想赈灾,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也所剩无几,历朝历代都有处决赈灾贪污的官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在监狱的那段经典对话流传甚广,朝廷下拨了粮食,但灾民吃的是喂猪的糠麸,和珅还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所以一到灾荒,中国农民的境遇非常悲惨,饿殍遍野和人吃人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的戏码,甚至还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径在灾荒地区,就看到有人若无其事地割人肉剥人皮。过了半日,见到一位老妇看着锅里煮的一个孩子伤心哭泣,陈其猷就问:既然要吃他,为什么还哭呢?老妇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别人就会抢着吃了。陈其猷感觉毛骨悚然,几天吃不下饭。



正是这种过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和农民不断起义。对于农民而言,饿死也是死,起义也是死,还不如起义争取一线生机。

只能有人大声一呼,这些饥民纷纷响应。不管朝廷怎么镇压,只要兵马散去,流民起义就会卷土重来。电影《大明劫》里明军将领孙传庭的一句话就非常经典:他李自成可以失败十次一百次,我孙传统一次都输不起。



但西欧农奴不是这样的,他们有基本的保障。天灾降临时,领主负责救济农奴,它们会给农奴发放粮食,确保他们能活下去,这样做符合领主的直接利益,因为他需要这些劳动力,而且救济一个农奴的成本低于购买农奴的成本。

在领地里,如果一个农奴死去,领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双亡,领主自动成为监护人。这就保证了农奴不会因为死亡或破产而全家流离失所。

但古代中国,农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亲友,政府是不会管的。如果无人接济,他们就成为了流民。

因此,欧洲中世纪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很少有大面积的流民,因为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

正是因为这些体制原因,导致看起来远比欧洲富庶的古代中国,其人均寿命并没有明显比欧洲高。根据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0岁左右。根据敦煌出土的敦煌户籍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7~35岁之间。



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这个水平,蒂尔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欧中世纪史》写道,13世纪英格兰的平均寿命是35岁。13世纪是西欧相对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但相比西欧大陆的法德意,英格兰比较穷。

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寿命,与西欧是一个水平。这与两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结

农民起义是专制制度的专属品。

中国在上千年的先秦社会,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农民起义。但秦朝刚刚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陈胜吴广起义,以此为开端,农民起义成为常规操作

俄国在基辅罗斯的四五百年间,没有农民起义,莫斯科公国统一俄罗斯确立专制制度后,囊括了俄罗斯有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



法国在千年中世纪,只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从波旁王朝16世纪逐步确立专制制度到1793年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普遍发生,17世纪被称为法国农民战争的世纪。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里,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价。枢密使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过,“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珅还说过,灾民还算人吗?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过一句狠话,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连动物都会使用。农民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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