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社會意識形態介紹 馬克思主義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商品經濟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資本統治下的經濟是如何進行的,那麽,首先就會看到這裏在生產商品。有人會問:這究竟有什麽奧妙?這裏的奧妙就在於,商品並不是簡單的壹般產品,而是為市場生產的產品。

當產品是為了生產者個人使用而生產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農民種黑麥,從下種、收割,然後到脫粒、磨粉和烤成面包都是為了自己食用,那這些面包就絕不是商品,它僅僅是面包而已。這些面包只有在人們開始拿它進行買賣的時候,也就是說,是為了購買者、為了市場而被生產的時候,它才成為商品。因為誰買了它,它就是誰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為市場生產,所以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每壹個工廠或作坊通常只生產某壹種產品,任何人壹看就會明白,這裏產品不是為了自己生產的。譬如,殯儀館老板的作坊所制作的許多棺材,顯然不是為他自己和家人準備的,而是拿到市場去賣的。再譬如,工廠主制造蓖麻油,顯而易見,即使他天天需要瀉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過是他工廠裏制出的極小部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拿哪壹種產品為例,情況都不外如此。

紐扣廠制造紐扣,然而,生產這些成千上萬的紐扣,不是為了把它們縫在紐扣廠廠主的背心上,而是為了出售。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壹切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無論是手套、香腸、書籍、鞋油、機器,還是燒酒、面包、皮靴、槍支等等,總而言之,壹切產品全都在其內。

商品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前提。生產商品的手工業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廠主有自己的工廠,包括所有廠房、機器和其他資產。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就總會有爭奪買主的鬥爭或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使沒有工廠主和大資本家,而只有壹些勞動手工業者,那在這些手工業者之間也會為爭奪買主而進行鬥爭。誰最壯實、最強悍,誰有最好的工具,並且工於心計,特別是誰最能攢錢,誰就總是能占上風,能為自己爭得買主,擠垮其他手工業者,自己飛黃騰達。這就是說,小生產所有制和以它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已含有大生產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產者破產的因素。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壹個特征就是商品經濟,即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

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

只用商品經濟壹個特征來說明資本主義還不夠。可以有這樣的商品經濟,其中沒有任何資本家:例如,勞動手工業者的經濟。他們為市場生產,出賣自己的產品,他們這些產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產也就是商品生產。然而,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內不過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要使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壹方面,必須使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廠房、土地等等)變為少數富人-資本家階級的私有財產,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並淪為工人。

我們已經看到,簡單的商品經濟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產,另壹部分人發財的萌芽。這已被事實所證明。在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勞動手工業者和小業主已經破產。誰破了產,誰最後就只有賣掉自己的“工具”,由小業主變為除了雙手之外壹無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較富的人就變得更富了,他們改建、擴大自己的作坊,安裝更好的機床,然後再添置機器,開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變成工廠主。

凡生產所需要的壹切,如廠房、機器、原料、貨倉、商店、房屋、工廠、礦山、鐵路、輪船、土地,總之,凡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漸漸地都落到這些富翁的手裏。這壹切生產資料都成了資本家階級的獨有財產(或者象人們所說的,被資本家階級所“壟斷”)。壹小撮富翁占有壹切;廣大的窮苦人只有壹雙勞動的手。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個特征。

雇傭勞動

多數人的階級,即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變成了資本的雇傭工人。事實上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還有什麽好幹的呢?他們不是被資本家-地主招雇去當長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於工廠。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征——雇傭勞動。

什麽是雇傭勞動?在以前有農奴或奴隸的時候,第壹個農奴或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皮膚、頭發、腳和手都是老爺的私有財產。老爺在馬廄裏打死他的奴隸,就好象,譬如說,喝醉酒以後打碎壹把椅子壹樣。農奴和奴隸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羅馬,老爺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財產是這樣分的:“啞吧工具”(原料),“半啞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話,就是能叫出聲的牲畜)和“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人)。不論是鐵鍬,是牛,還是奴隸,在老爺看來都同樣是工具,他可以隨意買、賣、毀掉和打死。

在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本身是不能被買賣的。能夠買賣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勞動能力。雇傭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廠主不能在馬廄裏鞭打他,或者把他賣給自己的鄰居,或者用他去換壹只獵狗,而這在農奴制時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僅僅是被雇用。看起來甚至資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廠主老爺們總是這樣說:“不願意嗎?那就別幹,誰也不強迫妳。”他們甚至斷言,是他們養活了工人,給工人工作做。

事實上,工人和資本家顯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條饑餓的鎖鏈拴住,饑餓使他們不得不受人雇用,也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絲毫沒有選擇的余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從事“自己的”生產;試想壹下,沒有機器和工具能煉鋼、織布、造火車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裏,因而工人無處可以謀生。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有購買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這壹切,實際上是壹條迫使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饑餓鎖鏈。

由此可見,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出賣勞動力,或者說是把勞動力變為商品。在前面說過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牛奶、面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勞動力。那時勞動力是不出賣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手工業者,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擁有房屋和工具。他們自己勞動、從事自己的勞動經營,即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在這裏,做工的人沒有生產資料,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了不致餓死,他們就必須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在賣棉花、幹酪或機器的市場之外,也有壹個勞動市場,無產者、即雇傭工人,在這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以,資本主義經濟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區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本身也成為商品。

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征。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資本主義制度的三個特征是:為市場生產(商品生產);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雇傭勞動,即建立在出賣勞動力基礎上的勞動。

這些特征涉及到人們在產品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問題。當人們說“商品經濟”或者“為市場生產”的時候,是指什麽呢?這是說,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每個人在其經濟中是只為市場生產,事先並不知道誰要購買他的商品。假設說,我們這裏有壹個手工業者伊萬諾夫和壹個農民西多羅夫,手工業者伊萬諾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場上,賣給西多羅夫,又用得到的錢從西多羅夫那裏買了面包。當伊萬諾夫來到市場時,他並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西多羅夫,而西多羅夫也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伊萬諾夫,這兩個人都不過是到市場來。當伊萬諾夫買了面包,而西多羅夫買了皮鞋的時候,才發生了西多羅夫為伊萬諾夫做工,而伊萬諾夫為西多羅夫做工這樣的事,只是這不會壹下子看出來。市場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們掩蓋了他們相互為對方做工,誰離開誰都有不能活這個實質。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是無組織地、各自獨立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相互間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是以壹種特殊的方式被分開,並且又互相處在壹定的關系中。這裏所說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當談到“生產資料的壟斷”或者“雇傭勞動”時,同樣也是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壟斷”事實上是什麽意思呢?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人們的勞動是在這樣壹種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做工的人是用別人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得聽從於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的,等等。壹句話,這裏說的也是人們在生產產品時,相互處於什麽樣的關系。人與人在生產時(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這種關系就叫做生產關系。

不難看出,生產關系絕不是永遠壹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曾經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勞動(打獵、捕魚、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後大家彼此平分。這是壹種生產關系。在奴隸制時代,是另壹種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又是壹種,其余以此類推。可見。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這些形式,就叫做社會的經濟構成(結構)或者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在壹小撮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的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價值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可認為是他思想主體中最有爭議的概念。非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地宣告價值概念是馬克思主要的邏輯錯誤的根源,而不管承認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麽見解(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仍然是最有權威的論述,見“參考書目” ①),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價值概念也是有極大爭議的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經濟現象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對剝削進行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貨幣、資本和資本主義動態的基礎;因此,沒有價值概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崩潰了(前者見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後者見“參考書目” ③、 ④、 ⑤;同這兩者觀點極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見“參考書目” ⑥)。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社會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歷史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力的耗費。價值不是一種技術關系,而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關系采取了一種特殊的物質形式,從而表現為這種物質形式的屬性。這首先表明,人類勞動作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對價值這一概念的分析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其次,這也表明,價值不只是一種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種現實的存在,價值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就是商品。因此,這就決定了商品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馬克思在他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最後著作之一中,把他論述的程序總結如下: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並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裏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後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後來我就來分析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頁)。

由於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被定義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但是,這是一種使人誤解的說法。交換價值總是隨時間、地點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一個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換價值,同它所交換的不同的商品一樣多;在某種意義上,同它交換的每一商品也同樣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換的商品相等的某種東西。這就是說,交換價值是同它相區別的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種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屬性,因為它們是異質的。在交換過程中,表示同質的某種東西,並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交換過程使生產商品的的所有不同類型的勞動在質上相同,生產商品的這種同質勞動叫做抽象勞動。價值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價值的表現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還是使用價值和價值。

從龐巴維克以來,批評者們都把《資本論》第1卷開頭幾頁的論證,解釋成馬克思試圖證明價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認為,這一未被證明的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馬克思忽視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屬性。例如,所有用於交換的商品,對它們的需求相對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物就可以無償地贈送,而不要進行交換),因此,在心理學上,即在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的動機上,也能發現馬克思所探尋的共同屬性(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走的路線)。從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是極為有力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馬克思極不相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並不是通過得出我們所體驗到的全部現存的異質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屬性,對價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論證。相反,他分析的是實際存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們之間的典型關系──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的交換關系。這是因為:首先,政治經濟學範疇是特殊生產關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過對這些範疇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資產階級關系的內容才得到闡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辯證的分析永遠領會不了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因為它同所涉及的具體關系沒有任何內在聯系。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

“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在得出作為抽象勞動對象化的價值定義之後,馬克思進一步對價值的計量作了考察。價值是用生產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時間單位,通過對抽象勞動的計量來計量的。因而,在所有生產者生產率普遍提高,勞動時間縮短時,商品的價值就下降。因此,商品價值的變動同對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成正比,同生產這一商品的具體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在簡要考察了同其表現形式相獨立的價值之後,馬克思進一步證明了交換價值是怎樣成為價值的必然表現形式的。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利用交換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然後再利用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這終究似乎還表明了某種循環論證。但是,這采取的又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它並不適合對本質和現象,或者內容和形式問題的說明。魯賓對這一點作了評論:

“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於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並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於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於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

事實上,馬克思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對斯密和李嘉圖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認為他們忽視了價值形式,把價值形式看作是外在於商品本質的某種東西。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為什麽表現為價值,為什麽價值計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現為貨幣額。馬克思認為,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這種最抽象的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形式,沒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而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價值和價值量就同特殊的社會關系相分離,所作的分析就成為形式的,而不是辯證的。只有證明了價值怎樣必然地表現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理解價值怎樣表現為貨幣額,價值形式怎樣含有貨幣形式的意義。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時也就是他的貨幣理論。

作為商品,勞動產品同時具有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但是,價值形式只是在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交換時才表現出來。價值並不是離開同別的商品的交換、單個商品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而是反映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有在交換行為中才顯露出來。因此,價值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現實,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間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把所作的這種考察稱作“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換。由於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價值相對地得到表現,商品A就處在“相對價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現商品A的價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總是同時存在於價值表現中;在這一價值表現中,它們顯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對價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價值的物質對象,但是,商品並不只是物化勞動的量,因為這並不能賦予它們以不同於自然形式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作為物化勞動,必定具有一種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觀存在;這樣,商品B的物質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只有不同種商品之間的這一等式,才揭示了創造價值勞動的特殊性質,因為正是交換過程本身,才把物化用於交換的不同種商品中的不同種勞動,歸結為一般勞動的共同性質。進而,由於商品A的價值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這就產生了商品A的價值量的變化,並不必然地在相對價值量的變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這種潛在性的發展包藏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其次考察等價形式。馬克思指出了他所稱作的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B表現商品A的價值,它根本不表現自身的價值;商品B的物質體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第二,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盡管是個別人的私人勞動,但它同其他種類的勞動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勞動采取了直接社會勞動的形式。這三個特點,即使用價值表現為價值、具體勞動表現為抽象勞動和私人勞動表現為社會勞動,是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雖然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但只有在它的價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價值形式相獨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時,它才表現這種雙重作用。這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價值的性質使交換價值成為它的獨立的表現;在交換關系內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使用價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價值形式。在這一意義上,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對立被外在化了。

通過指出商品A不僅同商品B交換,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換,馬克思把簡單價值形式展開為“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商品A顯示了在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每一種其他商品表現為具有價值的物質對象,表現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因而,同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換調節價值量,而是商品價值量調節商品交換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價值的一系列代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由於存在著無數的等價形式,因此所有的具體勞動都表現抽象勞動,一般人類勞動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表現。

這通過倒轉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引出“一般價值形式”就易於得到糾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無數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這些商品也就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商品A上。這樣,一種單一商品就被分離出來,表現所有的商品的價值,使每一種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區別,以此表現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東西。這一商品被稱作“一般等價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價值共同承認的形式,是所有勞動的有形的代表,馬克思稱之為“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為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形式,這種特殊商品就成了“貨幣價值形式”中的貨幣商品,這就完成了商品的價值表現同商品本身的分離。商品價值除了交換價值沒有其他表現形式,而交換價值也只有在貨幣上得到表現。價值決不能用價值的實體即抽象勞動來表現,也決不能用價值的尺度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現。價值表現的唯一形式和價值能夠表現的唯一形式,就是貨幣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從價值的一般特點……同它表現為某種商品的物質存在等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貨幣這個範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頁)。在早先論述價值和貨幣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手稿的括號內指出:“往後,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法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法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是弄清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頁)。經濟範疇是人類活動的反映,馬克思把同一範疇的邏輯起源同歷史起源相比較。他強調,歷史上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形式的發展同價值形式的發展是一致的,在總體上他總是把他邏輯分析的結果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的結果相比較。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強調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他認為:

研究的方法“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資本論》第1卷,第23—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克服了他在價值和價值形式敘述上的巨大麻煩。馬克思聽從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校樣的批評,寫了第1章附錄,《資本論》第1卷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這個附錄重新寫進了第1章。第1版的這一附錄是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最清楚的陳述(參看馬克思:《價值形式》)。雖然馬克思承認他的陳述是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他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棄,“這部分對全書來說是太有決定意義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頁)。這並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不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價值形式的這一抽象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因為交換過程是現實的過程,由此而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產品相適應。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價值的先驗規定,因為只有交換過程才使生產成為社會的,才建立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系,並保證在交換中實現的價值是而且只是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商品的價值只有在商品的生產之後才能在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中,這另一種商品就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一旦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就能進一步從貨幣和貨幣的關系這一最高形式上,探討了“價值規律”(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詳細內容,通過對資本和資本積累範疇的闡述,最後探討那些在資本主義表面上似乎同價值規律相矛盾的現象。與此相對應,在貨幣和貨幣關系的最高形式上,馬克思也有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是怎樣顛倒的,這種顛倒是怎樣在意識中得到反映的根據。

價值與價格

為了使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個別勞動時間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特征,一種特殊的商品必須采取對象化的、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形式。商品作為價值的一般性質和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它本身的對象化才能得到解決;交換過程在物質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商品本身區別開來;這樣,所有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就同作為表現它們價值形式的貨幣同商品對立起來。因此,馬克思把價格定義為價值的貨幣形式,商品的價值在貨幣商品(例如黃金)量上得到表現。

貨幣商品也象價值尺度的作用一樣,必然起著價格標準的作用。它能起到價值尺度的作用,只因為它本身就是勞動產品,因而在價值上潛藏著可變性;作為價格標準,尺度的穩定性顯然是重要的。那麽,為什麽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呢?這或者是因為商品價值已經改變,而貨幣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貨幣價值已經改變,而商品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這些變化的某種結合。因此價格總是對價值作出精確計量的假定是決不可能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在概念上這總是一種準確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現為特定交換中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比率;由於涉及兩個獨立的商品,因此這種交換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能表示較大的或較小的貨幣量,因為它是在特定的交換環境中出售的。因此,價格和價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馬克思評論道:“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價格代表了它的觀念的價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貨幣商品相等;但是,要使這個價值形式得到實現,必然進行交換。在這一意義上,價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貨幣交換的可能性,也意味著這種交換的必然性;對這種交換的分析,為馬克思進一步闡明資本概念提供了基礎。一種通常的誤解就是認為《資本論》第1卷談的是價值,《資本論》第3卷涉及的是價格。情況正相反,《資本論》第1卷一開始就對價格形式作了闡述。然後,馬克思再從所有資本共同性的角度,使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發展。通過競爭過程,資本之間的差別要求價格形式進一步發展成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是,這種競爭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生產作了展開分析之後才能分析,因此,在《資本論》第3卷才作充分探討。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製和農奴製,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製。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復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製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製。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裏,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製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製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製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製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製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復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製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製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製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製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裏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製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復製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註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復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復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製。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製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註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會必要勞動

關於價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寫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資本論》第1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會必要勞動是抽象勞動即價值的實質的同義語,它的衡量是按時間單位計算的。這個詞是和個別勞動對照而言的。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不同公司進行生產,技術效率的程度不同,生產工藝也不一定相同。隨之,每個公司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會不同。但是,不管商品來自什麽生產過程,它是按同一價格出售的。顯然,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得法的公司,比個別勞動時間高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不當的公司,將從每一產量單位實現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利潤。市場價值和個別價值的差額,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刺激著不斷引用新的生產方法,每個公司都盡量降低個別價值,以便在競爭中對對方占優勢。

對於生產一種商品為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可能根據某種特殊的“平均”的生產技術,先驗地確定為某種物化勞動量。根據相同的理由,價值只是作為一定數額的貨幣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出現;市場價值是競爭過程的產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只有通過市場交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聯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過貨幣,私人勞動才具有社會勞動的形式。

究竟市場價值決定於市場的某種平均過程,如以上所說暗示的,還是決定於最經營得法的公司的個別勞動時間,有時還不清楚。答案有兩種:價值的決定不是一種靜止的平衡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剛一確定,由於經營不當的生產者的破產和經營得法的生產者的革新,它又發生變化。

剩餘價值

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的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潤的形式,剝削產生於工人階級的純生產額出售所得比工人作為工資所得要多。因此,利潤和工資是剩余和必要勞動在受資本雇傭時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潤和工資都是貨幣,從而只是勞動通過一系列歷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價值概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對象化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形式,的確,是最普遍的商品生產形式。因此,產品的生產是為了按價值出售,價值是通過價格形式,那就是說,作為一定數量的貨幣衡量來實現的。產品屬於資本家,他從產品的價值和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價值的差額中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相當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可變資本,用於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給他們所出售的勞動力的價值。其所以叫可變資本,是因為從生產過程開始到結束,它的數量是在變化的;作為勞動力價值開始的東西卻以勞動力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價值而告終。剩余價值就是二者的差額,即資本家沒有付給等價物作交換而占有的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價值。這裏,沒有不公平的交換;然而,資本家得以占有無償剩余勞動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為勞動力是具有能夠創造價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分。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們的使用價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將以新的形式在產品中重新出現。它們的價值只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勞動力的消耗就是勞動本身。既然勞動在商品生產中具有既是具體勞動,又是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勞動力既有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的使用價值,也具有能夠創造價值(抽象勞動)的使用價值。資本家感興趣的就是後者。當勞動力消耗掉的時候所產生的價值是新的價值,只是預料這種新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階級是由除開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組成的。因為工人沒有接近生產資料的其他途徑,為了糊口必須出賣點什麽,他們就勢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且無法自行利用它的創造價值的特性。所以,工人們不是在勞動市場中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因為他們是按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們卻是通過被迫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地位受剝削的,剝削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雖然每一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換合同一樣,不是強加於當事人雙方的,工人們卻根本無法不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謀生。所以這種自由雖然從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來看是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謂工人的雙重的自由: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的自由或是挨餓的自由。

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分析大大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期作者的分析。後者,特別是李嘉圖傾向於認為剩余價值產生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勞動和工資的不公平交換。工人被迫低於它的價值出賣他們的勞動;那麽,剩余產生於交換。但是,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作了區分,就能說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換的條件下,勞動力能夠按它的價值被出賣並在生產中產生剩余價值。這樣,他證明,資本主義剝削,像以前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剝削一樣,產生於生產過程中;確定公平交換比例,並不能消滅剝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地位是階級地位,取決於能否取得生產資料,而不是如後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取決於個人收入,因為個人收入是交換合同的個別協商的結果。

既然價值是一定的量,剩余價值的數額也是一定的量。一個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他或她生產的價值和他或她的勞動力的價值的差額。前者決定於特定的工人參加的勞動過程的條件以及它的產品的市場。後者決定於個別的勞動過程以外的勞動市場條件以及工人消費的必需品的價值。價值規律傾向於保證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生產的價值相同,勞動市場的競爭傾向於保證勞動力有平均價值,至少是對於普通勞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談一種經濟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其中剩余價值率(有時稱剝削率)規定為下列比率:

剩余價值

s/v= ────

可變資本

如果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被認為是非熟練勞動的若幹倍,並得到與此相稱的額外報酬,即使這樣,它的剩余價值率也保持不變。

雖然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可以這樣區分,那麽工人創造價值所花費的時間也就可以這樣區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樣區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他或她得到的工資的等價物;剩余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只是為資本家而生產。顯然,這兩部分這樣區分,那麽,剩余價值率就是:

剩余勞動   工人為資本家工作花費的時間

S/V= ──── = ───────────────必要勞動  工人為個人消費而工作花費的時間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資本家極力提高剩余價值率而工人則極力反對以致彼此鬥爭的歷史。這發生在兩種主要的情況下。第一,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涉及通過擴大每個工人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而不改變必要勞動的數量,來提高剩余價值率。這可以通過在強度上或長度上延伸工作日來實現,但是二者不僅遇到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為整個資本(即使不是個別資本家)所依賴的階級的健康狀況由於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高和工資過低將日益惡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博愛的資本家以及在長遠利益上跟小資本相對立的大資本三者結合在一起,使10小時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8章特別是第6節)。

當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達到極限的時候,增加每個工人生產的全部價值的另一種辦法,是按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比例來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說,在工作日的時間不變的條件下來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時間可以作為剩余勞動時間而被資本所占有。這就需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那就是說,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榨取相對剩余勞動,可以通過兩種辦法實現。必須減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價值的數量,或是縮短生產同等數量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前面這種方法將遇到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所遇到的那種限度;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它的身體條件的惡化。後面這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為迄今為止最有生氣的生產方式,不斷改變它的生產方法和實行技術革新。因為只有通過技術改革,生產特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縮短。生產率由於實行死勞動以機器的形式取代活勞動的新的生產方法得到提高,使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價值降低。如果這種情況涉及其價值在勞動力的價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構成工人的部分消費品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就會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勞動方面。

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導源於一切資本分享某一生產工人的消費品的部門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好處。這種分享是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競爭的產物。一旦競爭者都采用新技術,產品價值下降,那革新的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便逐漸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資商品生產部門,這種好處便以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形式為一切資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終於進入工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效果將同樣被感到,因為工資商品的價值將同樣縮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專為資本家消費而生產的部門中,或是在生產專供這種部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部門中,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剩余價值率的變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價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就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作為一個自覺過程而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減少他們自己的單獨成本以便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競爭將促使他們喪失他們對他們的競爭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好處最後將在一切資本中間普及。究竟最後結果是不是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產品是不是能對勞動力價值有任何影響──對於個別革新的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在兩種場合下,他都受競爭勢力的約束,最後喪失一切個人優勢。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從榨取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角度加以考察。雖然前者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特點,二者攜手並進,隨著技術的改革,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又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新的勢頭奠定基礎。許多過程也能分析為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婦女參加有酬工作,這既容許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因為她們的低工資代表勞動力的較低的個人價值,這同時也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打下基礎,因為更多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整個家庭完成的,而她們的成本再生產和資本付酬的必要勞動量並沒有相應地提高。

剩餘價值與商業利潤

資本家墊付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工人們借助生產資料生產一種新的商品以後,資本家通常出賣商品取得的貨幣比他墊付的要多。馬克思用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個過程,M,即出售商品獲得的貨幣超過M,即墊付的貨幣。如果支付和取得的價格與價值相當,額外的貨幣就是剩余價值,它在這種表現形式下相當於傳統會計項目的毛利,即銷貨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馬克思認為,就整個資本來說(而不是就個人資本來說),從價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剩余價值相當於從價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利潤,即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並不等於它的價值。和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時存在的這種“相當於”的可能性一直是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理論中的爭論問題。

勞動價值理論闡明,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的剩余價值的來源是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時,或任何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一定數量的貨幣價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資只是這個價值的一部分的等價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給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價物,在其他部分即無償部分中生產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工資的形式使這個事實模糊起來,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時都到報酬,但是,從勞動價值理論來看,一部分勞動被耗費掉,工人都沒有得到等價物,因此,它是無償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對工人的剝削,並不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看成是一種商品即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的交換中他能保證這種商品的全部價值,才受到保護。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給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個價值還是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因此,從一種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的一部分勞動被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占為己有。

工資被工人們用於自身的再生產。與工資相當的勞動時間可以認為是生產為工人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我們撇開不以商品關系為中介的對社會勞動再生產的貢獻,例如家庭和家務勞動,或在非商品生產方式中耗費的勞動,總工資就相當於生產者本身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剩余價值則相當於社會剩余勞動。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我們把剩余價值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勞動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資本家階級占有剩余價值乃是占有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象其他階級社會一樣,建立在特定階級占有社會剩余勞動的基礎上。能夠發展的一切社會,都生產一種剩余,從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勞動;在一切階級社會中,剩余勞動都被一個階級通過某種剝削方式所占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剝削形式就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占有剩余價值。

資本家被迫放棄一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地租。全部剩余價值中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利潤。這種利潤一部分還要支付給其他人。資本家要對非生產勞動付給報酬,非生產勞動包括監督生產和維持生產秩序以及推銷商品的工作。如果資本家以借款作為生產經費,那麽一部分剩余價值就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貸款人。在這些支付之後,資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馬克思稱之為企業利潤。國家可以對這種剩余的利潤課稅,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運用常規的利潤核算方法時,必須找出每一種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價值量。馬克思通常用“利潤”一詞表示全部剩余價值,因為他在他的許多分析中,撇開了地租、利潤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業利潤,等等(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投資的平均利潤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潤”或“利息”,或“資本服務的要素成本”;而“利潤”或“經濟利潤”一詞是專供壟斷或革新的額外利潤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常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剝削

剝削這個詞是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裏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註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製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裏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資 本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什麽是資本了。首先,資本,不論其形式是貨幣,是機器、原料、廠房,還是制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是用來為生產新的價值,生產剩余價值服務的。資本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和廠房都是資本。但是,機器和廠房是否永遠都是資本呢?當然不會。如果整個社會的經濟都是協作經濟,如果它是為自己而生產的,那麽,不論是機器,還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資本,因為它們不是為少數富人榨取利潤的工具。這就是說,機器只有在被資本家階級私人占有時,並被作為剝削雇傭勞動和生產剩余 價值的條件時,才成為資本。在這裏,價值的形式並不重要;這種價值可能表現為金幣形式,也可能表現為紙幣形式,工人用它們來做工,也可能表現為原料的形式,工人們用它們制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現為制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後再把它賣掉。但是既然這種價值是用於生產剩余價值的,所以它就是資本。

資本常常脫掉壹種外殼和穿上另壹種外殼。確實如此,我們且看這壹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1.資本家還沒有買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是,他極希望雇用工人、置備機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夠開工生產,等等,暫時他手裏除了錢之外,還什麽都沒有。在這裏,資本表現為貨幣形式。

2.資本家帶著這筆錢來到市場(自然不是他自己去;為此有電話和電報,許許多多的奴仆等等)。在這裏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回到工廠,錢是沒有了,但是卻有了工人、機器、原料、燃料。現在所有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商品了。它們不再是商品,因為不再把它們拿到市場去出賣了。錢變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貨幣的形式去掉了,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工業資本的形式。

接著開始工作。機器開動了,輪子旋轉起來,操縱桿在來回搬動,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機器在磨損,原料在消耗,勞動力在耗盡。於是,3.所有這些原料,機器的磨損部分,提供勞動的勞動力,慢慢地變成了壹堆堆商品。這裏資本又脫離了工廠原有的實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現。這就是商品形式的資本。然而,經過生產之後,資本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外形,而且還增加了自己的價值。因為在生產中,又多出了剩余價值。

4.但是,資本家強迫生產商品並不是為了自己使用,而是為了市場,為了出賣。堆積在他的工廠倉庫裏的貨物壹定要賣出去。起初,資本家是以買主的身份到市場去。現在,他應當以賣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裏拿的是錢,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產資料)。現在,他手裏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錢。壹旦他的商品被賣掉了,那麽,資本就從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貨幣形式。然而,資本家得到的貨幣數量,已經不同於他當初付出去的數量了,因為外加了整個剩余價值的數量。

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到此結束。增加了的資本再次周轉,獲得了更大數量的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的壹定部分並入資本,又開始新的周轉,如此等等。資本象壹個雪球,越滾越大,隨著每壹次的滾動,剩余價值越來越多。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發展和擴大。

資本就是這樣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剩余價值和到處擴散的。資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長,是因為其特殊的屬性。當然,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的現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們拿農奴制時的地主或奴隸制時的奴隸主為例。他們騎在他們的農奴和奴隸的頭上作威作福。農奴和奴隸生產的壹切東西都被地主、奴隸主自己,或被他們的仆從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時商品生產還很不發達,商品也沒有地方去賣。就是說,如果地主或奴隸主強迫自己的農奴和奴隸生產出堆積如山的面包、肉、魚等等,那麽,他們的這些東西就會爛掉。那時的生產只以地主及其奴仆們的肚皮需要為限。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這裏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需要,而是為了利潤。這裏生產商品,是為了出賣,為了賺錢,為了積累利潤。利潤越多越好。因此,資本家階級瘋狂地追求利潤。這種欲望是無止境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軸心,是主要的推動力。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

現在有必要看壹看,資本主義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究竟好還是不好。任何壹件東西,只有在它的各個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嚴密時,才是堅實和完好的。我們拿鐘表的機械為例。只有每壹個齒輪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時,表才能準確無誤地走動。

現在來看壹下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裏,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結構上遠不是象想象的那樣堅固。相反,它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有著巨大的裂痕。首先,資本主義制度下缺乏有組織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只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是什麽意思?這就是說,每壹個企業家、資本家(或資本家同盟)在生產商品時是互不通氣的。工廠主強迫工人生產不是看整個社會需要什麽,而僅僅是盤算著獲取更多的利潤和在市場上打敗自己的競爭者。因此有時商品生產得過多(當然說的是戰前時期),找不到銷路(工人買不起,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於是就出現危機:工廠倒閉,工人流落街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引起了市場的鬥爭:每壹個人都想奪走別人的所有買主,把他們引誘過來,自己獨占市場。這種競爭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兩個工廠主之間的鬥爭開始,壹直到資本主義各國為在全世界瓜分市場而發動世界大戰為止。這裏,資本主義社會的壹些組成部分不但相互牽扯著,而且相互直接沖突著。

因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第壹個基本的不協調性,這壹點已在危機、競爭和戰爭上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個基本的不協調性是它的階級結構。要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不是壹個社會,而是兩個社會:壹個是資本家,另壹個是工人和貧民。二者處於經常的、不可調和的、無休止的敵對之中,這種敵對叫做階級鬥爭。在這裏,我們又壹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處於不斷的沖突之中。

資本主義不會毀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這樣壹點。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即在研究資本主義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時,如果我們發現它的不協調性變得越來越少,那我們就可以祝它還能長命百歲;相反,如果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劇烈地互相排擠,這個社會裏的裂痕將不可避免地變為深不可測的鴻溝,所以資本主義必將走向滅亡。


小生產與大生產的鬥爭

(壹)小生產和大生產在工業中的鬥爭。擁有上萬名工人和設有巨大而奇異的機器的大工廠並不是壹向就有的。它們的出現是逐漸的,並且在幾乎完全破產的手工業和小工業的殘骸上發展起來的。要明白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首先必須註意到這樣壹種情況,即在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爭奪買主的鬥爭即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鬥爭中誰能得勝呢?誰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並且使他離開自己的競爭者(對手),誰就是勝利者。而要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1。而誰又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呢?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很明顯,大工廠主比小工廠主或手工業者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因為他的商品價值比較低。大生產在這裏具有大量的優越性。首先,大生產的優越性在於,企業資本家能夠裝備較好的機器,使用較好的工具和各種器械。手工業者、小業主的日子很難過,壹般都用手搖機床幹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那些先進的大機器,因為他們沒有添置機器的這筆錢。小資本家也同樣沒有力量采用最新式的機器。因此,企業越大,技術就越完備,勞動就越有成效,廠主在制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費也就越少。

在大工廠裏,甚至有自己的科學實驗室,經常進行各種新的發明,並且把科學同生產結合起來。這些發明屬於本企業的秘密,只供本企業享用。在小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情況下,幾乎事件產品都是由同壹個工人來做;在用機器勞動和很多工人的情況下,壹個工人只做產品的壹部分,另壹個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個做第三部分,等等。這樣,工作進展就會大大加快(這就叫分工)。這方面的優越性如何,下面就是這份材料。制造十個犁。手工方式制做:總共用兩個工人,幹十壹種不同的工作,共用了壹千壹百八十個小時,得到五十四元。用機器制做同樣的東西,有五十二個工人,分九十七種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類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個小時二十八分鐘,得到七點九元(可見時間花費少得多,勞動價值也便宜得多)。制造壹百個鐘表齒輪。手工方式制做:有十四個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種工作,用了三十四萬壹千八百六十六個小時,得到八萬零八百二十二元。機器制做:有十個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種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時,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織五百碼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個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個小時,得到壹百三十五點六元。用機器:有二百五十二個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時,得到六點八壹元。這類的例子是可以舉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產部門,如機車、戰艦的制造和采礦業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術才能管理,這是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所完全辦不到的。

大生產在各方面都能節省,如廠房、機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勞動力、廢物利用等等。確實,我們假設以壹千個小作坊和壹個與這些小作坊生產能力相等的大工廠來比較,建設壹座大而好的廠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個小作坊裏損耗就比較大(丟失、浪費等等);壹個大工廠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個小屋子更容易解決;諸如收拾、打掃、守衛、維修等等也比較容易。壹句話,大工廠裏在各方面都比較經濟節省。

在購買原材料和生產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時,大經濟也處在有利的地位。按批發價購買商品比較便宜,而且質量更優良;況且大工廠主很了解市場,知道在哪裏購買更便宜。同樣,小企業在出賣它的商品時總是吃虧。大工廠主不但很了解什麽地方能高價出售(為了這個目的,他擁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經常與交易所打交道,在這兒收集各種商品銷路的情報,他幾乎與全世界都有聯系);除此之外,他還能夠等待時機。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現在價格低,他可以把這種商品放在倉庫裏存起來,等價格上漲以後再拿出來賣。小業主就不可能這樣做。他靠賣東西為生。他壹賣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錢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沒有剩余。所以他無論如何也必須把商品賣掉,否則他就要餓死。很清楚,他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損失。

此外,大生產還具有壹個優越性:信貸。如果大企業家急需要錢的話,他隨時都能借到。無論哪家銀行總是願意把錢借給“名牌”企業,並且要的利息也比較低。而對微不足道的小業主卻幾乎沒有人信得過。即使信得過,那利息也高得出奇。這就使小生產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貸者的魔爪。

大經濟所具有的這些優越性告訴我們,為什麽小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破產。大資本戰勝了它、奪走了買主、使它破了產,使它的主人變為無產者或流浪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小業主仍在繼續為爭取生存而奔波。他使盡自己全身力量,親自工作,並強迫他的工人和家裏人拼命勞動,但結果還是不得不向資本讓位。經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個獨立的小業主,實際上卻完全依賴於大資本家,為大資本家工作,沒有大資本家,他寸步難行。小生產者時常依附於高利貸者,他僅僅在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為這個貪殘的剝削者工作;或者依附於購買他的商品的收購商;或者依附於他所為之工作的商店(這裏,他的獨立也僅僅是表面的,實際上,他已經成為那個大商店資本家的雇傭工人);常常是資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時提供原料和工具;從這裏已經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業者已成為資本的名符其實的附庸;還有另外壹些依附於資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業附近,有時設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無非是工廠的壹個小小螺絲釘——僅此而已。在這裏,它們只在表面上是獨立的。有時可以看到,破了產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本家,從壹個生產部門或商業部門被趕出來,又轉到另壹個大資本的勢力還不很強大的部門中去。特別是破了產的業主常常變為小商販,等等。大資本就是這樣壹步壹步地、從各方面把小生產排擠掉。雇用幾千、甚至幾萬工人的巨大企業在增加。大資本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主宰者。個體勞動所有制日漸消失,為大資本所有制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產和大生產在農業中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農業中也有象在工業中進行的那種小生產和大生產的鬥爭。有象資本家經營自己的工廠那樣經營自己的莊園的地主,有大富農、中農、自己經常到外邊或者給地主和富農打短工的貧農,還有雇農——這壹切都象工業中有大資本家、中等工廠主、手工業者和雇傭工人壹樣。在農村也和城市裏壹樣,大地產總比小地產組織得完善。

大農場主可以運用先進技術。使用農業機器(電犁、蒸汽犁、收割機、割草機、割捆機、播種機、脫粒機、蒸汽脫粒機等等)對於小農業主和農民來說,往往幾乎是根本辦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業者沒有必要添置昂貴的機器(他也沒有錢買,就是買了也得不償失),同樣,農民也不會買蒸汽犁,即使他買了也用不上,因為要賺回買這種大機器的本錢,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種僅僅養活壹只雞的壹小塊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機器和工具,取決於土地的數量。壹架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頃(壹公頃等於十分之九俄畝)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條播機、收割機、脫粒機——需有七十公頃;蒸汽脫粒機——需有二百五十公頃;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頃。現在,有的地方已使用電力機器耕作,但也同樣需要有大的農場才行。

灌溉、沼澤地的排水、挖渠(安裝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設田間鐵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農場主才能辦到。大農場和工業中的情形壹樣,在工具、材料、勞動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較節省。

在大農場裏,每畝土地所需的田間小道、柵欄和籬笆也將會少些,掉落在田間小道上的種子也會少些。

除此之外,大農場主可以雇用農藝師,完全按照正規辦法經營自己的農業。

在貿易和貸款方面,情況也和工業壹樣:大農場主比較了解市場,他能夠等待時機,能比較便宜地購買所必需的壹切,比較貴地出賣自己的產品。小農戶只剩下壹條路:拼出全身的力氣奮鬥。小農業只有通過緊張勞動、減少自己的消費和節衣縮食的辦法來維持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也只有這樣它才能幸存下來。還有壹種東西對小農戶的破壞性更大,那就是沈重的賦稅。資本主義國家把巨大的負擔加給小農戶: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給農民的賦稅,也就明白了,——任妳傾家蕩產,稅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說,農業中的小生產比工業中的小生產生命力要強壹些。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小企業主滅亡得相當快,而各國農村農民經濟的根基還稍微牢固壹些。但是,這裏也同樣的出現了大部分人的貧困化。只是常常不那麽明顯。有時從土地數量上看,農場似乎並不大,而實際上,它卻大得很,投資既多,雇的工人數量又很可觀(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園主)。有時相反,有很多農戶,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際上他們差不多等於雇傭工人:他們或是受雇在鄰人的莊園裏幹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裏做工。在農民群眾中發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業者中發生的壹切壹樣。他們中壹少部分人成為富農-土豪(店主、高利貸者,這些人逐漸增大自己的地產);其余的人或者堅持著,或者最終破產:賣掉牛馬,成為無馬農民;後來份地也不見了,於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為雇農。無馬農民變為雇傭工人,雇用工人的富農-土豪變為地主或資本家。

這樣,在農業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機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家-地主手裏,而千百萬工人都為他們幹活,千百萬農民得依附於他們。

在資本發達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莊園,那裏的工作和工廠壹樣。象工廠只生產某壹種產品壹樣,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種滿了草莓,或者種滿了果樹;有專門的家禽業;在種植小麥的地方是使用機器勞動。很多部門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例如,有“雛雞大王”(幾乎壹切雛雞的生產都集中在這個資本家手裏),“雞蛋大王”等等。

無產階級的依附地位,勞動後備軍,女工和童工勞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越來越多的人變成雇傭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農民、商人、破了產的中等資本家——壹句話,壹切被拋棄的人,壹切被大資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拋進無產階級的行列。隨著財富不斷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人民群眾日益成為他們的雇傭奴隸。

由於中間階層和中等階級不斷破產,工人的數量總是多於資本的需要。這樣,資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須為資本家幹活。他要是不願意,資本家可以找到千百個其他人。

但是,這種對資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單單是由於各居民階層的破產。資本對工人的統治不斷加強,還因為資本經常裁剪它所多余的工人,並用這些工人來為它建立起壹批後備的勞動力。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情況是這樣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每壹個工廠主都在努力為自己降低商品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斷引進機器。但是,這種機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為多余的人。引進機器,這就是說,壹部分工人要被解雇。這些人由工廠的在業工人變為失業者。而由於引進新機器的做法處處都在采用,不是在這個生產部門,就是在那個生產部門,所以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就始終存在著失業。要知道,資本家關心的並不是讓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給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為他們帶來利潤的工人拋向街頭。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確實看到,大城市裏經常有著大量的失業者。這裏,無論是中國工人,還是臺灣工人,都是從遙遠的地方來找工作的破產的農民,還有剛剛流落到城市的農村青少年,以及從前的小店主和手工業者;但是,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到在工廠幹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紡織工人,他們是由於引進了新機器而被趕出工廠的。這些人加在壹起就構成了資本的後備勞動力的來源,或是象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勞動後備軍的存在,經常性的失業使資本家有可能加強工人階級的依附地位和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資本利用機器從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從前更多的金錢;另壹部分工人卻因此而被拋棄街頭。而被拋棄街頭的工人又成了資本家手裏的鞭子,用來驅使在業的工人。

產業後備軍造成了人們的極端野蠻、貧困、饑餓、死亡甚至犯罪的現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漸變成了酒鬼,淪為流浪漢、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滿了這類失業者的街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形成壹個新的階層,他們已經脫離勞動,已不再是無產階級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叫做流氓無產階級。

機器的使用還產生了壹種女工和童工勞動,這種勞動更便宜,因而對資本家也更有利。過去,在出現機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時甚至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而現在連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機器幹活,只要還未傻到不會揮手或動腳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機器出現以後采用女工和童工勞動的做法越來越廣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樣反抗資本家。他們比較馴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師和上司對他們所說的壹切。所以工廠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並強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鑄成作為他的利潤。

這樣壹來,工人的家庭解體了。既然妻子,有時連孩子都在工廠,那還有什麽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婦女進了工廠,成為女工,那她們就和男人壹樣時時感受到失業的威脅。資本家也同樣會把她們趕出門外;她們也在加入產業後備軍的行列;她們和男人壹樣也會沈淪到社會最底層。由此就出現了賣淫,即婦女把自己出賣給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沒有吃的,沒有工作,到處被人轟趕;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憐,這就使她們不得不間或出賣自己的肉體。後來這種新行當便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情。職業娼妓階層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占有很大的數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數以萬計這種不幸的婦女。資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妓院,妓女們成了利潤和發財的源泉。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發明出越來越好的機器、建設越來越大的工廠和商品數量越來越增加,也就越發加深了資本的壓迫、產業後備軍的貧困和災難、以及工人階級對其剝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制,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時,人們會直接縮短的勞動日,愛惜自己的體力,節省自己的勞動,關心自己的休息。而當資本家引起機器的時候,他關心的是利潤:他沒有必要縮短勞動日,這只會使他遭受損失。資本家使用機器不是為了解放人,而是為了使人淪為奴隸。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用於機器設備、各種裝置、寬闊的廠房、巨大的高爐等等;而用於雇用工人的資本反而越來越少。從前手工業勞動時,用於手搖車床和其他工具的費用並不大;幾乎全部資本用於雇用工人。現在正相反:絕大部分用於添置各種機器設備,而這就是說,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產者的數量增加得那樣快,這些破產者都變成了無產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越發達,資本對工人的壓迫越重,因為越難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艱難。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競爭,危機

工人階級的災難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加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不是為公眾帶來好處,而是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給很多工人帶來失業和破產。但是這些災難的加重也還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很糟糕。私有制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總的計劃。每壹個工廠主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爭取買主,同他們“競爭”。

現在產生了壹個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鬥爭是緩和了還是加強了。

初看起來,可能覺得這種鬥爭緩和了。的確,資本家變得越來越少;大的吞並了小的;過去上萬個不同的企業主互相鬥爭——競爭很殘酷;現在這些競爭對手少了——鬥爭變得不那麽尖銳了。說是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不錯,競爭對手是減少了。但是每壹個競爭對手變得比以前的競爭對手更強大和更有力了。他們的鬥爭比過去變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靜了,而是更殘酷了。在這裏,它們的鬥爭不但靠低廉的價格,而且還靠政治權力所帶來的行政壟斷。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競爭僅僅是在競爭者的數量方面減少了,然而它的殘酷和破壞程度卻越來越加深了。

還有壹種現象必須指出:這裏是所謂的危機。這些危機是什麽樣子?表現在哪裏?事情是這樣的。有壹天人們忽然發現生產出的各種商品過了量。價格跌落,可是商品卻無銷路。倉庫裏各種各樣的產品堆積如山,可就是賣不出去,因為沒有買主。當然有很多饑餓的工人,但是他們所得無幾,他們能買的東西,幾乎壹點也不能超過他們平時所購買的數量。於是破產開始了。在壹種生產部門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業支持不住而破產、倒閉;接著是更大些的企業。然而這壹生產部門本來是從另壹個工業部門購買商品的,而另壹個部門又是向另壹別的部門購買商品的。譬如說,成衣企業向制呢企業購買呢子,而制呢企業又向生產毛的企業購買毛等等。成衣企業破產了,就是說根本沒有人再向制呢商購買呢子了——制呢工廠開始破產,緊接著生產毛的部門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各處的工廠開始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人流落街頭,失的人數增加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變得比平時更加糟糕。而生產出的商品卻很多。倉庫都要被撐破了。資本主義社會常常是這樣:工業是蒸蒸日上的,工廠主的事業發展得很可觀;後來,突然——倒閉、破產、失業;緊接著是事業停滯;再往後又重新好轉,接著又十分順利地發展;然後再壹次倒閉……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周而復始”。

人們因為財富而變成了乞丐,這種奇怪的狀況說明了什麽?

對於這個問題,不是那麽簡單就能回答的。然而卻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亂狀態,即通常所說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每壹個企業主和工廠主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生產,自己對自己負責。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生產過多(商品過剩)的問題遲早會發生。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即當生產不是為了市場的時候,生產過剩不是什麽危險的事。而在商品生產的情況下則完全是另壹回事。在這裏,任何壹個工廠主為了購買繼續生產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須賣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個地方由於生產混亂而使機器停轉了,那麽這種情況立刻就會由這壹部門影響到另壹部門——普遍的危機爆發了。

這些危機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大批商品毀掉了。小生產的殘余就象被鐵掃帚掃過壹樣。部分大企業也破產了。所有企業都很難站得住腳。

當然,危機的主要災難是落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壹些工廠完全倒閉,另壹些則壓縮了生產,每周只有幾天工作,還有壹些暫時關閉。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產業後備軍擴大了。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貧困和遭受的壓迫也隨之加深了。在危機期間,工人階級本來就很困難的境況更加惡化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主要矛盾,兩個主要缺點:第壹,它是“無政府的”(它的無組織性);第二,它實際上是由兩個敵對的社會(階級)組成的。我們還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競爭表現出來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壹切更加尖銳,更加不協調和更帶有破壞性。在這裏,社會的不協調性不是減小了,而是擴大了。社會分成兩部分,即分成階級的現象也同樣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階級之間的分化和裂痕同樣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這壹頭——資本家那裏聚積著地球上的壹切財富,在另壹頭——被壓迫階級那裏聚積著壹切貧困、痛苦和眼淚。產業後備軍產生了壹個蛻化、粗野、徹底貧困化了的社會階層。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資本家也越來越不壹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日益擴大。過去,有壹些中小資本家,他們當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現在則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爺過著從前任何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生活。不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的生活總的來說有所改善;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工資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時期內,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快。現在工人群眾和資本家的差別真是壹個天上,壹個地下。資本家,這完全是另壹種人,真是高不可攀。資本主義愈發達,壹小撮最富有的資本家升得就愈高,橫在這壹小撮無冕皇帝和千百萬淪為奴隸的無產者之間的鴻溝也就愈深。

我們說過,工人的工資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潤增加得更快,因此,兩個階級之間的差距也擴大了。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時期內,利潤卻空前增加。就是說,尤其在最近壹個時期,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極其迅速地加劇了。

十分明顯,既然這種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那麽它遲早會導致工人同資本家的沖突。假如他們之間的差別減少了,假如工人的狀況越來越接近於資本家,那當然會是“平安無事,謝天謝地”。可是事情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同資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離得越來越遠。這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尖銳化。

在中國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極力反對這種觀點。他們想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將生活得越來越好。他們斷言工人會逐漸地富起來,自己也會變成資本家。當然,這壹切都純屬謊言。實際上,與資本家的狀況相比較,工人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

階級鬥爭基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這種利益實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壹樣。

任何人都不難了解,資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時間盡可能長,而付給他們的工資盡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盡可能少而工資盡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階級自產生時起,它為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進行的鬥爭就開始了。

這種鬥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來沒有平息過。但這種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為了多得幾塊錢。在壹切地方,只要那裏有資本主義制度,工人群眾都堅信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工人們開始思索,怎樣才能用壹種公平的、勞動的、平等友愛的制度來代替這可恨的制度。這樣就產生了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已蘊藏著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為什麽?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把最廣大階層的人民變為無產者。大資本的勝利就是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的破產;它不斷地擴大雇傭工人的隊伍。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每壹步發展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人數。無產階級就象壹個巨大的多頭蛇式的怪物;砍掉壹個頭,又長出另外十個。當資產階級鎮壓了工人起義時,它就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使幾萬、幾百萬小業主和農民破產;把他們拋在資本家的鐵蹄之下,從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即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了。但是,工人階級不僅從數量上變得強大了,除此之外,它還越來越團結。為什麽?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廠增加了。而每壹個工廠裏聚集著幾千名,有時幾萬名工人。這些工人在壹起並肩地勞動著。他們看到了資本家老板是怎樣在剝削他們。他們看到了工人與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誌。聯合在壹個工廠裏的無產者在各自的工作中養成了共同行動的習慣。他們之間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見。所以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不但人數增加了,而且團結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廠增加得越快,資本主義發展得越快,城鄉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得也就越快。這就造成了人口在數百萬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發展。結果在相對不大的空間裏——在大城市裏——集結了巨大數量的居民,在這些居民當中,工廠的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他們棲身於擁擠、骯臟、煙氣騰騰的街區裏,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板卻住在豪華的私邸。這壹小撮人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少。工人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他們團結得也越來越緊密。

在這種情況下,鬥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必定以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告結束。不管資產階級玩弄什麽詭計,工人階級遲早會同資產階級發生激烈的沖突,把它從寶座上推下去,砸毀資產階級的強盜國家,並建立自己新的、勞動的、共產主義的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在其自身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場鬥爭中產生了三種主要形式的工人組織,這就是:按照職業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工會;合作社,主要是以擺脫經紀人-商人為目的的消費合作社;最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這些政黨在自己的綱領中寫的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政權而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越尖銳,工人運動的壹切形式越應在壹個共同的目標——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上聯合起來。那些對事物持正確態度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始終認為,必須在壹切工人組織中實行緊密的團結和合作。例如,他們說,工會和無產階級政黨之間的行動統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會在政治態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關心),而應當和工人階級的政黨共同前進。

最近壹個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又出現了幾種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階級政黨統治的國家。關於這壹點,我們以後會在的很多地方都將談到。

因此,我們從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觀察中可以準確無誤地作出如下判斷:資本家的數量減少了,但他們卻變得更富有,更有勢力;工人的數量越來越增加,同時他們的團結也越來越增強了,盡管發展還不平衡;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這兩個階級的不可避免的沖突,也就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與其讓資本主義自我毀滅,不如我們先結束資本主義的罪惡。


商業是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

在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商人用低於價值的價格購進商品,而用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就有了利潤。因此,當初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間,商業是不能有所發展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國都很了解生產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買賣雙方都不會做很不利於自己的貿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在商業中獲取巨額利潤。

反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進行貿易,那是獲取巨大利潤的理想條件。在那些國家裏,可以廉價收購原料和食物(金屬、木材、小麥、魚、酒),並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手工制成品(陶器、金屬用具、裝飾品、紡織品,等等)。商業之所以早在金屬革命時期及人類文明的初期就已繁榮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各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平衡。[2]

“各個鄰近的社會或能夠互相來往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資源,這是壹切貿易來往的永恒的條件……不管史前史專家們在研究和認識我們祖先追溯到多遠的上古時代,這種條件在地球上也是到處存在的(1)。”

事實經驗完全證實了這種論點。經驗首先證實的壹點是:在任何原始社會裏,貿易出現的形式是從壹個較先進的社會裏來的外國商人。埃及資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國人(2)。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年青城市裏,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商人(3)。伊朗古聖經“阿維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經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賣給國王和貴族的外國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資料“裏格 維達”(Rig-Veda)中,商人就是結成商隊旅行的外國人(帕尼[Pani])(5)。羅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臘式的外國人(6)。拜占廷的大商業最初是掌握在敘利亞人、猶太人和東方人手裏的(7)。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陰陽教徒(Zoroastriens)(8)。敘利亞人和猶太人也是中世紀初期西歐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時期,朝鮮人首先把商業引進日本(10)。中國從唐朝到明朝,掌握整個對外貿易的是外國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德國商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處於優勢地位,猶太商人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處於優勢地位,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商人在東非、中國商人在東南亞也處於優勢地位,這種情況使大商業的初創階級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另壹方面,經驗還指出:壹旦壹個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會相對簡單的手工業技術後,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商業的流向很快就會倒轉過來。由於小商品社會沒有很貴的工業設備,所以技術和技術人員的轉移是相當容易的。大陸希臘的第壹批商人是來自小亞細亞的外國商人。但是不久希臘殖民地就壟斷了小亞細亞的貿易,壹直到希臘文化時期[3],小亞細亞又超過了希臘。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歐洲、中東和波斯的貿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紀時,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貿易;幾世紀後,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貿易(11);到十七世紀莫臥兒帝國時,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趕出去了,中世紀初期,拜占廷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壟斷了意大利的大商業;壹到十壹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優勢地位。

整個羅馬帝國史就充滿了這種急劇的轉變。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小亞細亞,貿易跟蹤而來,破壞了小亞細亞從亞歷山大時期以來的經濟優勢。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紀,羅馬人的貿易已撤往高盧,把東方讓給新興的敘利亞商人階層。到二世紀,高盧人也在貿易上打退了羅馬人,並和敘利亞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分享經濟上的優勢(12)剩余價值的生產及實現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中,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商業資本體現了新興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是從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中誕生的。商業資本是以帶有冒險性的雙重形式出現的:國際間的大商業和地方上的小商販。隨著小商品生產越來越發展,生產者就自己到市場上去出售商品。只有這種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貿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但是,生產和貿易相結合會產生很多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無法解決的。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間停止生產活動。因此,在小商品社會裏,集市壹般總是在節日進行的。雷蒙·弗爾斯在和馬來亞漁民談話時,發現他們打漁的日子總是不管買賣的。只是他們因故不去打漁時,他們才“買進魚來以便重新出賣(13)”。為了便於小商品生產者趕集,剎蒂印第安人“慣於對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給飲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對外國人也這樣。主人並不希望人家付他錢,但是將來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時,他就可以請人家也同樣接待他(14)”。只有產地和市場的距離不太遠,這種習慣才有效用。如果距離遠了,對生產者來說,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就會花費太大。中世紀時紐倫堡的手工業者把他們的商品壹直拿到法蘭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遠壹些的地方,他們就把產品交給專職商人(15)。

因此,專職商業是作為勞動分工的結果而出現的,生產者從而免得為了直接出售其產品中斷生產而受損失(16)。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弗朗德勒麻織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鄰近的壹些市場上去壹點壹點的買進原料,也不得不在這些市場上壹匹壹匹地出賣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計算過這些麻織工人的損失,他估計要占他們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頓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紀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後,得出了還要更明確的結論:

“[紡織]工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並搬運[他所需要的產品]……北方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織布工人,背上背著幾包棉紗,或者腋下挾著沈重的布匹。要趕的路程常常相當於壹個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還有人肯定說:英格蘭中部地方的制帽業裏,為了取得定單和材料、為了運輸成品、為了領取工資,竟至每周要花兩天半時間(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觀察了壹個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認為生產者在計算(按照這個詞的本義)直接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可能有的雇主要損失多少勞動;如果確實能節約勞動時間(如果在為出售商品而損失的時間裏進行生產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潤更高),他們就寧願賣給商人。

“在帕納哈歇耳地方,商人們到農家去買蔥,討價還價。甚至收割前就去了。農民盤算著,如果他把蔥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場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獲得更好的價錢。他這樣做,就是在那裏計算時間的價值(19)。”

當工業資本取代獨立小生產者,當商業資本取代舊式商人的時候,就發生同樣的問題。商品壹旦生產出來,工業資本家就已經占有了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但是這種剩余價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還凝結在商品裏,而且正如工業家墊支的資本凝結在商品裏壹樣。只要資本和剩余價值還保持著這種存在形式,資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資本,也不能取得剩余價值。他必須把資本和剩余價值變成貨幣。實現剩余價值,就是出售生產出來的商品。然而工業家並非為確定的顧主生產的(除非是為“最後的消費者”制造定貨),他是為不確定的市場而生產的。

因此每當壹個生產周期結束,工業家就必須停止工廠的勞動,出售商品,收回費用,至此才能恢復生產。商人收購工業家的產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費者。工業家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費者那裏而不得不中斷生產,因之而引起的費用及損失,由於商人收購了商品,就都避免了。這可以說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資本貨幣,使工業家得以不間斷地繼續生產。

但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了必要的資金,使工業家能收回資本並實現剩余價值之後,他們自己也必須很快地把這樣買來的商品賣出去,以便盡快再做買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發展,隨著商品生產日益普遍化,城鎮裏經營批發或零售業務的商行,也越來越密集了。中世紀時奢侈品貿易擴張的特征是行商變成坐商(20),同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日用必需品貿易擴張的特征也是小行販變成村鎮裏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紀時,經營行銷本地市場的產品的商業,是沒有批發和零售之分的。批發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飾用品商人,才有了專業零售商。1292年,全法國只有七十名這類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業革命後,由於大殖民公司只做批發貿易,奢侈品的批發才和零售業分離。

工業資本家不僅要實現其剩余價值,還要使剩余價值資本化,還要把他未消耗掉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價值變成機器,變成原料和工資。因此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業家似乎不是出賣者,而是買主了。作為買主,盡量縮短機器和原料的流通時間,盡量縮短定貨和交貨之間的等待時間,也是有利的。因此商業資本對工業家有雙重好外:縮短工業家自產商品的流通時間,以及縮短工業家所要買的商品的流通時間。

剩余價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

小手工業者如果自己去售賣勞動的產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損失。他免受這種損失,就是得到好處,即使把他這種好處的壹部分讓給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對於工業資本家來說,除了他的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外,就談不上什麽別的好處。縮短工業資本家買進賣出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呢?

工業資本,從其流通的角度來看,包括兩個部分。壹部分資本叫做固定資本,就是廠房和機器,這些廠房和機器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經過許多生產周期後,才能更換。工業家壹次墊支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是逐漸收回的——折舊。每壹生產周期結束,當生產的商品售出後,只收回固定資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資本所需的時間叫做固定資本周轉期,它包括許多生產周期。

流動資本就不然。流動資本包括不變資本中原料和輔助產品這壹部分,它還包括可變資本,即資本家墊支的工資。流動資本需在每壹生產周期之初墊支。但是,這個周期中生產的商品壹經售出,資本家就收回了這部分流動資本,又能開始另壹個生產周期了。流動資本周轉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個生產周期和這些商品的流通時期。大大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就意味著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因此在壹定的時間內(例如在壹年內),就能有更多的生產周期。

假設壹家織布工廠,流動資本的每壹個周轉期是兩個月,其中壹個月用於生產壹定數量的棉布,另壹個月用於出售這些棉布及再買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周轉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購買新原料的時間從壹個月縮短到壹星期,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縮短到五點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不是周轉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產周期能帶來同樣的剩余價值量(如果資本和剩余價值率不變),那麽,增加壹年內連續不斷的生產周期數,就是增加每年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量。因此,縮短商品流通時間,不僅是更快的實現剩余價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價值量。

“企業的資本貨幣周轉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潤率)也就越高(24)。”

從商品價值的角度看,流動資本周轉期縮短後,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只要商品生產周期不變,商品價值也不變。但是資本的利潤就不是這樣。利潤率不是按生產周期計算,而是按財務年度計算的。假設資本家的工廠設備價值十億法郎,每壹生產周期折舊其中的1%。再假設每次生產周期他要墊支二千萬資本,其中壹千萬買原料,另壹千萬付工人工資。如果剩余價值率是100%,那麽每壹生產周期的產值如下:

2000萬c+1000萬v+1000萬pl.=4000萬

因此,經過六個月生產周期後,年產值就是二億四千萬。但是,資本家在計算年利潤率時,不是把利潤同營業額相比,而是同實際支出的資本相比。實際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的6%,即六千萬,加上流動資本二千萬,共八千萬。由於每壹生產周期為他帶來壹千萬利潤,所以他的年利潤率是,即75%。現在,如果每年的生產周期數從六提高到十,那麽每年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1000萬×10=1億。因此年利潤率就是,即83.3%,比原來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縮短商品流動時間能提高年利潤率。

為了盡量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除了商業網以外,還要有密集的公路網、運河網和鐵道網。資本家不但追求剩余價值,而且還念念不忘地想盡量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能使流動資本不斷地變成固定資本,能降低前者對後者的比例。縮短流動資本周轉期還是產業革命的要素(26)。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極端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對於工業企業家來說,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屬於分配範圍的業務(運輸、堆存、出售、產地、采購、廣告等),委托給專業資本——商業資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範圍的資本必須能獲得同投入工業的總資本壹樣的利潤率,這種資本的專業化才能實現。由於商業單位需要的開辦資金比大工業企業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門資金投入或抽出等變動要比生產部門容易得多。如果商業利潤率高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流向商業,從而因競爭加劇而使利潤率下降。如果商業利潤率低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從分配部門流向生產部門,引起工業競爭加劇及工業利潤率相應下降。

因此,商業資本雖然參與剩余價值的總分配,它本身卻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始終是全部來自商品的生產,都只是生產過程中無償勞動在這些商品中的體現。商業資本雖然本身不生產剩余價值,卻和工業資本平等地分配剩余價值總額,因為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幫助工業家增加剩余價值量和提高年剩余價值率。這壹點適用於商業資本的每壹個部門:批發商、小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商業利潤和工業利潤壹樣,是同投入(商業)的資本額成比例的。由於利潤率均分的作用,商業利潤在剩余價值總量中所占的份額,相等於帶來這些利潤的資本(即商業資本)在社會資本總額中所占的份額。

假設壹個國家的總產值是九千億,其中的八千億是由勞動力所保存的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壹千億是勞動力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又假設商業資本是二千億,其中壹千億是批發商業的資本,四百億是小批發商業的資本,六百億是零售商業的資本。平均利潤率是100/1000,即10%。

工業家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大批發商,總值八千八百億,平均利潤率是10%。大批發商又把這些商品賣給小批發商,總值八千九百億,獲利壹百億,等於他們壹千億資本的10%。小批發商再把這些商品賣給零售商,總值作八千九百四十億,獲利四十億,等於他們四百億資本的10%。最後,零售商把這些商品賣給消費者,總值九千億,獲利六十億法郎,等於他們六百億資本的10%。經過這樣幾次輾轉出售,商品售價恰好等於商品價值:九千億法郎。商品流通過程中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每種資本都獲得同樣平均的10%利潤。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商業資本插手,工業資本的利潤率就會更高,恰好是12.5%。這些人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剩余價值的總量就到不了壹千億。不然他們就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那麽在前壹生產周期的商品還沒有售出之前,隨著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工業資本陸續投入生產的資本貨幣,就得更多。這樣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壹樣的。所以,歸根結底,在聯合經營中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誰也不吃虧。

商業的各個部門間及商業和工業之間,這種絕對相等的利潤率,在實際生活中當然是不存在的。商業利潤變化較多,而且主要決定於工業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時期,物價迅速上漲,存貨暢銷,求過於供,商人比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時候,商人人數迅速增加。由於商業需要的不變資本遠遠低於工業所需要的,因而會出現許多小資本家,也來在這種普遍興旺的時期裏,試試他們的運氣。1945年後的西歐就出現過這種現象,西德1948年夏季貨幣改革後也有這種現象。但是壹般的說,商業利潤率不能長期脫離平均利潤率。否則,工業家會更多的設立直接銷售給公眾的營業機構。

反之,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及其前夕,銷路呆滯,商人首當其沖。他們的儲備金比大工業家少,取得銀行貸款又比工業家難,因此不得不按任何價格出售其存貨,就是說虧本出售。商業利潤率和工業利潤率的均分,最終就是這樣通過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

商業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勞動力

初看起來,似乎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變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創辦壹家企業,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貨幣資本,作為固定資本(如商店、倉庫、堆棧等建築物)和流動資本(存貨和職工薪金)。甚至還能談談他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同工業家的資本壹樣,商人的固定資本的周轉期和流通資本的周轉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類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商人的“可變資本”——購買從事分配的勞動力所需的資本——是根本不變的,因為它不生產任何新價值,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只不過使商業資本家能夠參加產業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分配而已。

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以及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這兩種概念不應當混淆。工人在生產達姆彈、鴉片或黃色小說時,是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些商品,既然市場上有買主,就有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使之能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從人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這些工人的勞動是絕對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事商業的職工在大百貨商店裏記載商品的進出,讓消費者有可能在同類商品的不同品種間進行選擇,他們提供的這種勞動,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雖然他們並未創造什麽新價值。

然而要在生產新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新價值的勞動之間,劃壹條分界線是相當困難的。壹般地可以這樣說: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就是說都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漲的。可以歸入這類勞動的,不但有真正的工業生產勞動,而且還有儲存、調度、運輸等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使用價值就不能利用。[5]

由於投機、銷路不暢、競爭或商人的估計錯誤而儲存在商人倉庫裏的存貨,那當然不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商品不僅不增漲價值,甚至還損失價值,因為在儲存的過程中常常有損耗的(真正的損耗或精神上的損耗)。大部分商品的商業包裝也不增加什麽價值。包裝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開支,包括在商業資本所墊支的資金內,商業資本希望通過這些資金而獲得平均利潤。但是盛液體(牛奶、糖漿、罐頭水果、其他各式罐頭食品)的容器卻不是這樣。沒有容器,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費者的手裏。這又是實現商品使用價值所不可避免的費用,因此這些費用應當加在商品的價值上,加在商品的生產價格上。而且這些費用常常成為價格的主要因素。

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墊支的全部資金,不管用於購買商品也好,用於雇傭工人或租房子也好,這些資金是資本的壹部分,必須賴以取得平均利潤。從工業資本家的角度看,情況就不是這樣。工業資本家認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實現其商品價值的、商人所墊支的資金。其他壹切,對他來說,都好像是附加的、沒用的開支,都是使分配費用提高的。他埋怨這種提高分配費用的情況,因為這使參與分配“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資本總額提高了。在工業資本影響下,政治經濟學把購買商品所必需的商業“資本”同購買勞動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費用”加以區別。這些“壹般費用”是很難節省的,而且“無益地”提高商品的價格。

還有壹點是:商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的低得多,常常沒有用於固定投資的資金。

商業資本的集中

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壹樣,也有集中的基本趨勢。大百貨商店擁有雄厚的儲備和大量的信貸,在危機和競爭尖銳的時期裏,它們比小店主更經得起壞形勢的打擊,小店主事實上只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勞動。同樣,在暢銷的時期裏,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資金,來收購更大量的存貨,並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實現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大百貨商店的售價可以稍便宜些,因為它們以批發商的身份進貨,能夠大大減低零售的利潤幅度,而小店主則只能在批發價格以外賺零售利潤。

“經紀人的報酬,批發商的擁金,商業工人的工資,廣告開支都部分地來自工業家和貨主想為他們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場的努力,如果批發商的職能和零售商的職能統壹起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關鍵就在這裏,它雖然不能全部說明,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麽有許多分支機構的食品雜貨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發商各自獨立營業更為有利(30)。”

其他的好處是:能夠利用更現代化更有效的設備;對高價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時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適,職工可以專業化,產品可以標準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貨商店還從大工業企業那裏得到大量的廣告費津貼。

但是,雖然商業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其阻力卻比生產部門的阻力大得多,特別是大商店要想實現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們已經指出:創設壹家小的商業企業所需資金不多,這就使過去的農民、手工業者、甚至熟練工人所開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市場情況良好時期。有時候這種小商店只要有壹點點極微薄的利潤就能維持下來,利潤微薄到還不及壹個人的工資。勞動者的妻子或領津貼的家屬從這種小商店裏掙到壹點細小的補充收入。

面對這種極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競爭就會失去效率,因為不能像在工業部門那樣廣泛地使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所存在的那種高度的競爭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筆款項就可以開設商店的這種情況,其結果是新商店開得快,倒閉得也壹樣快。但是這些商店在開設期間的經營是虧本的,買賣無利可圖,因而就整個商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平均生產水平。根據零售商店倒閉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來看,某些從事這類商業的人可以認為是變相的失業者。

投入運輸部門的資本

改善運輸手段,就能大大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同時也就減少了商品的價值,因為不可避免的運輸費用是體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在中世紀初期,把奢侈品從東方運來是壹個復雜的問題,是壹件危險的事情。運費費極昂貴。只有經營那些重量很輕、價值很高的產品才有利可圖(57)。到十六、十七世紀,海上和陸上旅行仍然需時久而且有危險。要發展笨重而價廉的產品的貿易,這是主要障礙之壹。

築鐵路,造輪船,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此後,世界各處都和大工業中心聯結在壹起了,聯結得比過去壹個國家裏各城市間的聯系還要更緊密。沒有十九世紀交通運輸手段的大發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場。

在商隊貿易時期,商業利潤和“運輸費”是混在壹起的。運輸費只占商業利潤的壹小部分,而且還包括商人自己及其夥計的生活費在內,也包括牲口的飼料在內。船只、馬車、口袋都很便宜。經過壹次販運,這些東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現代運輸手段大規模發展以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鐵路、遠洋輪船、運輸飛機,造價都很高。要相當長壹個時期才能收回這些東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業生產周期的哪壹個階段,運輸費總是成了包含在商品價格中的固定開支。這就迫使商業資本為那些不容易黴爛的產品尋找較便宜的運輸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長這些商品的運輸時間,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資金投入運輸部門,使運輸部門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雙重作用。首先,制造運輸手段在決定重工業的興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先是鐵路,稍晚壹些是汽車和飛機,都曾經是重工業的最好的顧客。其次,運輸部門的資本集中,比其他工業部門徹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反對高運費鬥爭的結果,往往不是運輸部門被工業或金融業壟斷托拉斯吞並了,就是運輸部門國有化了。歸根結底,只有國家才能籌集足夠的資本,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而降低運輸費。直到最近有了大規模的公路運輸以後,運輸部門才又出現了中小私人資本。

國際貿易

資本主義前期的大商業純粹是對外貿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國際貿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但是這種貿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質也隨著逐漸變了。過去主要是奢侈品貿易,現在成了日用消費品、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貿易。統壹的世界市場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騙當作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實際的生產價格在世界各處出售。於是商業利潤就來自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量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不是額外利潤的源泉了,已經不是財富從壹個國家往另外壹個國家轉移的源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平衡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加劇了,尖銳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幾個工業強國出口工業品,確實統壹了世界市場。但是卻遠沒有統壹世界的生產,也沒有統壹世界生產的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和平均勞動生產率。

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統壹,是矛盾對抗因素的統壹。

商品的價值,就是生產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量。至於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多少,則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平均水平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那麽這些國家的商品價值(生產價格)間也會有很大差別。

然而建立世界市場就意味著規定世界價格。由於現代紡織工業開始時不能滿足——事實上至今仍不能滿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機械或其他過時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這部分勞動仍然是世界市場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所以落後國家裏的棉布價值就高於貨源國家裏的價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過時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的總人力中的不斷減少的壹部分,這部分勞動,就其社會意義來說,也不是浪費的,就是說事實上其產品是有買主的。因此落後國家棉布的價值遠遠低於當地的生產價格(在還沒有使用最新生產方法以前)。

工業先進的國家把商品運往落後國家,又在落後國家收購原料、食物等,實際上是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收購。壹個經濟先進的國家——在生產率上或則領先,或則壟斷——和壹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表面上是“按世界價格的”平等交換,實際上是較少的勞動和較多的勞動相交換,或者是價值從落後國家往先進國家轉移(其實壹樣)。[10]

“有人常常說:中國共產黨是靠剝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發財致富的,這種責備是有道理的(60)。”

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僅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也是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不可少的安全閥。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要比其國內市場擴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實上,生產無限制發展的趨勢同人民消費經常受限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之壹。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工業,尤其是英國工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在國內市場以外,還有壹個似乎無限的國際市場可以奪取。

分配費用

全部分配費用——商業、廣告、電訊等,——都是由參與剩余價值總分配的商業資本承擔的。只要商業資本還能通過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和流動資本周轉時間,首先提高利潤量和年利潤率,那麽,就整個來說,它對於壹般的降低物價,還是有所貢獻的。降低物價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事實上,這樣增加的年剩余價值量變成了越來越新式的工業設備。

但是,就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用起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飽和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變成不是增加剩余價值量,而是保證實現剩余價值。

對於全部資本主義商品來說,實現剩余價值變得越來越復雜了。實現所需的時間越來越久。實現的過程中競爭非常劇烈。從制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環節經常地都有存貨堆積。不是堆積幾星期,而是幾個月,而某些產品甚至幾年。[11]

因此,除了技術上必需的分配費用之外,還得加上銷售費用,這是由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銷售費用還在不斷增漲,以至賣給消費者的商品價格日益受其重累。[12]

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

貨幣或壹般等價物首先是壹種商品,壹種其他壹切商品都通過它的價值來表現其各自的交換價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麥=1裏弗黃金”,表示壹個相等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壹個相等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作為共同的價值尺度,貨幣並沒有什麽神秘的性質。其所以能夠勝任這個職能,原因在於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價值。

當交換簡單,買和賣正逐漸取代以貨易貨的時候,貨幣的上述基本性質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當小商品生產剛剛露頭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兩種或者三種壹般等價物同時被用來作為價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小麥、金子和黃銅;在中國是小麥、大米和白銀;諸如此類。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把貨幣看成是單純的、常規的交換工具。

在當時,勞動的社會分工還依舊比較簡單,比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麥、五頭牛和壹裏弗白銀來進行交換中,農夫、牧人和礦工的各自勞動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計算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社會所支配全部勞動時間的壹個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後交換變得頻繁並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和十分透明的關系就消失了。貨幣不再單純是共同的價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換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帶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這些商品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直到轉入意欲使它們實現其各自的使用價值的買主手中為止。這個時候它們才最終地被買主從市場上抽出去。貨幣為上述接二連三的交換提供了便利,並且使這些交換得以在壹個統壹了的市場的條件下進行(3)。然而,為了發揮這個職能,貨幣的固有價值反而成了次要的東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麥的價值同五頭牛的價值相等,那麽農夫和牧人把這兩種商品拿去進行交換時,他們是怎樣先收壹裏弗優質白銀或十裏弗劣質合金,然後又怎樣把這些白銀和合金付出去,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由於各種商品的流通表現為壹連串的交換手續,而在這壹連串交換手續中,貨幣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們就會產生這樣壹種錯覺,認為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對於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沒有什麽重要意義。

這當然是錯覺。當商品流通壹分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貨幣流通時,貨幣本身也就是壹分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裏,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過信貸來進行的,商品的貨幣等價物要到以後才能收取(4)。貨幣固有價值的漲落,也就是說,壹般等價物價值的漲落會立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相互關系中引起壹場紊亂。貨幣價值上漲——例如羅馬共和國時期黃銅價值的上漲——,債務人就蒙受損失,貨幣價值狂跌,債權人就破產。

金屬貨幣的價值和物價運動

自從貴重金屬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為壹般等價物以來,它的固有價值的每壹次漲落,都會毫無例外地引起商品價格的巨大動蕩,也就是說,會引起通過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下跌;金屬貨幣價值下跌,通過金屬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上漲。

貨幣價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鐵制勞動工具以後、生產白銀的條件有了重大改進時發生的。這種改進使得白銀的價值在紀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銀價值的下跌引起了通過白銀來表現的價格的暴漲:紀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時,壹個“居耳”(qur)小麥的價格是兩個西克爾,但到了紀元前950年,同樣是壹個居耳小麥,價格卻上升到了十五個西克爾(5)。又過了六百年,大亞歷山大搶劫了波斯帝國國庫內貯藏的大量的貴重金屬。這次掠奪帶來了與生產價格低廉同樣的後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下跌了壹倍,而物價則有了相應的上升(6)。

紀元後第二世紀起,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當時,由於奴隸的價格上漲,由於奴隸的勞動效率下降,由於許多礦山關門,由於掠奪得來的財富大量流往印度,結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上漲,通過貴重金屬來表現的價格則下跌(但因為歷朝皇帝相繼將貨幣貶值,所以這壹點並不明顯)(7)。這壹個運動在八世紀和九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後就又反了過來。從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起,銀礦開采方面發生的壹場真正的技術革命引起了白銀價值的下跌和物價的普遍上漲。這壹次物價的上漲,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由於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銀礦的開采而全面展開。以上各礦的開采都是使用奴隸勞動進行的,因此生產費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歐洲的許多礦都關了門。

把金屬貨幣的價值的漲落同商品價格的漲落拿來作比時,不可以忽略這樣壹點,即同壹個由於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導致金屬價值下跌的技術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價值的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在黃金和白銀價值下跌的同時可能是商品價格的穩定甚或下跌。例如:紀元前十世紀,鐵器時代的同壹次技術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銀的價值,另壹方面也大大發展了生產費用降低了的農業。結果,從紀元前十世紀到七世紀,農產品的價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麥由十五個西克爾跌到了半西克爾)(8)。

只要在市場仍然是被分割為千百個相互之間往來不多和聯系有限的區域性市場,世界上同時並存的多種多樣的壹般等價物就仍然不會令人感到在交換中有什麽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荷蘭人,當他們開始到印度尼西亞去做買賣時,他們發現那裏同時存在著不同的貨幣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裏,既可以使用黃金貨幣和白銀貨幣,也可以使用貝殼貨幣(9)。只是等到工業資本主義真正統壹了世界市場,等到大家所生產的只不過是交換價值以後,人們才感到必需有壹個在任何國家都能夠通用的壹般等價物。許多國家都曾經試圖把黃金和白銀同時用來作為壹般等價物(復本位貨幣制),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因為這兩種金屬各有各的交換價值,而這種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時期經受著許多波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過此壹金屬來表現彼壹金屬的價格,通過此壹金屬或彼壹金屬來表現的商品價格,就必然要不斷地發生紊亂(10)。最後,到了十九世紀左右,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黃金成了在壹切國家都通用的價值尺度。但是遠東卻繼續拒絕這樣做。在遠東,從十六世紀以來,先是在中國,以後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銀仍然被采用為壹般等價物。

金屬貨幣的流通

被用來作為交換工具的貴金屬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換價值。由於等量的價值同等量的價值相交換,因此,在使用壹種金屬貨幣的時候,流通過程中全部商品的總價值與實現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必需的貨幣量兩者之間,就必然建立起壹種確切的關系。要想確定這種關系,必須註意到這樣壹件事實:同壹塊貨幣可以被用來連續進行好幾次交換。

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裏去買面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裏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相乘的積數應該與流通商品總量和物價平均指數相乘的積數相等;這樣,我們又得出了交換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貨幣量的公式如下;M=(Q×p)/v

最後,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價格的總額P來代替Q × p,我們又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M=P/v

流通貨幣總量應該同貨幣流通速度除業經交換過的全部商品價格的和數相等。

不可以把這個公式當成能夠倒換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當成有了三個已知數就當然能夠求出第四個未知數的代數公式(12)。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約束的可變因數。商品生產的價格能夠隨價值的漲落而漲落;技術性的進步能夠引起價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壹部分金屬貨幣就能夠被排除於流通以外,能夠被貯存起來。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產率不相應地上升(每壹商品的價值沒有相應地下降),為了能夠實行交換,就必須有壹個追加的金屬貨幣量。於是人們便想盡辦法來試圖增加貴重金屬的生產(關門的礦山重新開張;另外去尋覓新的礦藏等等)。例如從十四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並非是個獨立因素。“貨幣流通速度隨生產本身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的種種變化不會影響物價(13)。”

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自從小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發展,單單使用金屬貨幣會對交換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種限制。國際貿易突然發展會引起現金荒並從而妨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不但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西歐發生過,就是在伊斯蘭教帝國阿巴西德王朝時期(14),在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期(15),在洛裏奧姆礦被發現以前的古希臘(16)以及在九世紀以後的中國(17),也都發生過。現金荒時期的壹般特點是:鑄幣流通得越來越快,鑄幣的份量和價值迅速耗損。

此外,在小商品生產業經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單單使用金屬貨幣就會產生許多困難。遠行海船和隊商在啟程時,必然要在壹個長時期內把它們的交換手段帶走,這就會引起突如其來的現金荒。羅佛舉出了島贊諾起草的十五世紀的壹份商務條約(18),條約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後便發生貨幣荒。中世紀“貨幣市場”上的這種“緊張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規律地延長到9月初商船啟程前往亞歷山大港之後,而從12月15日到1月15日這壹段期間,隨著商船又外出采購棉花,緊張局面就又重新發生。反過來,10月和12月,由於到威尼斯來采購香料的德國商人帶來了大量貨幣,威尼斯就又現金充足起來(19)。

要支付貨款就必須運輸鑄幣,而這些鑄幣的數量往往極為可觀。單單這壹點也能說明使用金屬貨幣會造成很大的累贅: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裏特別不容易解決。當時在中國,人們使用的現金是用比黃金和白銀要差的金屬,也就是用黃銅甚至是鐵來鑄成的。

除了運輸上的困難以外,還須加上當時普遍存在著的貨幣風險,這種風險的來源是各種各樣貨幣的同時流通,[壹]是營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別是國庫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紀時,這種現象是那樣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於收來的鑄幣分量不足,英國的稅收損失了50%(21)。

這些原因都說明為什麽小商品生產演進到了壹定的階段,商業發展的結果會使商人們發明了貨幣代用符號,使用這種符號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簡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個商品資本發達的社會裏,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現的這種代用符號有兩種範例形態,壹種是支付票據,壹種是轉賬(賬面貨幣)。

我們已經談過支付票據是怎樣從買貨和交貨在時間上的分離、從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分離中產生的。[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票據在開始的時候是壹些兌換契約和信貸工具。在另壹些社會裏,它們或者是些簡單的信貸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樣(22),或者是些用金屬貨幣或壹定的商品來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國宋代的“茶券”壹樣(23)。這些票據除了起信貸工具的作用以外,它們的特點是:由於它們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當貨幣代用符號。為了做到這壹點,只要它們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說能為票上所開記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歐實行期票背書保證了這種流通。期票背書的辦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便開始在西歐通行了(24)。十九世紀初在蘇格蘭和蘭開夏,期票還仍然像真正的交換手段那樣的流通著,並且上面簽滿了人名(25)。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采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裏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裏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制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裏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制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裏,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裏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制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覆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裏。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采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余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只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裏,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制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系,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裏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裏,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劃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裏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占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系數”或現款系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幹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制度的垮臺而引起整個貨幣制度的垮臺。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系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系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裏占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裏占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占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制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系的越來越錯綜復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裏,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麽,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劃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制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癥,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制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麽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采用復本位制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煉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采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幸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幹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復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制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裏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於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裏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壹來,盡管發行了大量紙幣,盡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制”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余。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裏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只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只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余,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余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余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余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註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制,這首先是為了限制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制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制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制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借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采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采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制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麽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同時既硬性地控制貨幣額,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系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系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制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制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向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制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制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制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制,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占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余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系。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誌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誌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麽直接關系;這裏只有間接關系,這種間接關系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采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蘇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蘇。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制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制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麽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裏,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裏只有互助關系。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麽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裏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系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占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裏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裏,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裏塔和馬裏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系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裏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制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

由此可見,與其說信貸同互助發生分離是在村社成員關系中產生,不如說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間的關系中產生。舊約全書和可蘭經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區別。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產的社會裏,由村社集體繳納賦稅的原則,是為了使貧苦農民免遭破產的壹種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銀行的起源

在以單純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貨幣流通,而貨幣經濟便在這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裏發展起來。這就是在社會發展的這壹階段,高利貸影響著每壹個生產者的原因。但是,在貨幣經濟中,貨幣不單單是交換工具,同時也成了交換對象。貨幣經濟從單純的商業中分離出來,就像後者早先已經從手工業中分離了出來壹樣。

當貨幣經濟剛剛冒頭時,貴金屬由於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會上主要是壹種後備基金和安全基金,與其說是被用來流通,不如說它是被用來貯藏。然而,在當時動蕩不定的年代裏,把財物放在家裏是莫大的冒險,尤其是冒被沒收、被盜竊、被搶竊或被毀壞的危險。因此,習慣上是把它托付給當時最受尊敬的壹些機構代為保管,這些機構就是寺院。從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視的物品壹樣,貴金屬也有過壹種魔法禮儀般的職能,這種職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錢的當然保管者。這種貴金屬集中於寺院的結果,使寺院在貨幣經濟壹開始發展時,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貸機關。

當初,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曾經是這樣。從第壹家烏魯克大寺院銀行(紀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漢姆拉比時代(紀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瑪斯寺院來規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現的貨幣借貸主(14);壹直到薩薩尼王朝時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毀滅為止,壹直是動產財物保管所(16)。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德爾富、德洛斯、米萊特、艾費斯和高斯島的各家寺院,還有西西裏島的各家寺院,都是貨幣保管所和銀行(17)。在希臘被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的整個歷史時期,情況也是壹樣(18)。在羅馬,萬神殿是銀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從第五世紀開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寶藏主;到了第八世紀破壞偶像運動時期,這些寺院的金銀才被拿來投入貨幣流通(19)。在中國,唐朝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可供鑄造的貨幣金屬貯存,還有信貸業務,越來越為佛教寺院銀行所壟斷;政府當局向它們展開了進攻,強迫好幾千所寺院僧徒還俗,並於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貴金屬鑄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內亂頻繁的中世紀時期,宗教機關……曾經是唯壹的可靠場所……商業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護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貴重書刊和財富托付給這些神聖場所代為保管,以免在戰爭中遭受破壞和掠奪。陵墓和寺院還同時經營金融機關的業務,發放貸款,組織合作信貸,即日語所謂‘無盡’和‘賴母子講’,並且使用期票(22)。”

羅馬帝國晚期,在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中亞細亞東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銀行(23)。最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寺院還以發放死典借貸的唯壹信貸機關的身份出現(24)。[2]十二世紀初期,聖殿騎土會成了第壹家國際性的儲蓄、轉帳和抵押信貸銀行(25)。[3]

等到大商業有了發展,貴金屬就開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大商業在剛出現時,主要是經營國際貿易。因此,可以想見,這就會同時出現大量的、來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鑄幣,須要把它們根據各自的實際價格進行兌換。結果就必然產生壹種以貨幣本身為對象的新技術,即貨幣兌換技術。由於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向願意把貴金屬存放在可靠場所的貴金屬所有者提供了實際保證,這些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財物保管人,然後又成了第壹批職業銀行家。銀行壹詞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貨幣兌換商在上面進行各種業務的櫃臺。同樣,在古希臘,人們用“trapézite”來稱呼銀行主,這個名詞來自“trapeza”,意思是兌換桌。

在古人代,貨幣兌換商是最早出現的職業銀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國也是壹樣。然而在這兩個國家裏,貨幣的多樣化不是來自國際貿易,而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主性貨幣(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時代,貨幣兌換商就成了真正的銀行家(29)。

在伊斯蘭教的阿巴西德帝國,由於采用銀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貨幣兌換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經濟人物,很快就擔任了銀行家的壹切職務(30)。庫利希(31)認為十六世紀出現貨幣兌換商並很快就成了銀行家,乃是當時社會混亂所引起的。他說:

“十三和十四世紀在法國流通的貨幣,除了王室和諸侯鑄造的以外,還有阿拉伯貨幣、西西裏貨幣、拜占廷貨幣和弗洛倫斯貨幣;在法國南部還有米蘭的‘裏勃裏’(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幣;在香巴尼地區,有西班牙的‘裏亞爾’(reals),布爾吉農和英吉利的‘諾比裏’(nobili),荷蘭的克羅那(couronnes)。盧卑克和科隆的鑄幣,英國的金鎊,法國的‘土爾奴阿’(tournois)等,也到處流通。使用地區最廣的是威尼斯的‘格羅西’(grossi)和‘杜加’,還有弗洛倫斯的‘費奧裏尼’(fiorini)。”

德·羅佛對於中世紀銀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熱那亞的兌換商最初只專門經營當面兌換,但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很快就擴大了。他們接納活期存款,根據客戶通知辦理過戶付款,並對客戶提供記賬貸款。就這樣,兌換商營業所就逐漸成了儲蓄和轉帳銀行。在熱那亞,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在1609年由於當時年青的省聯合共和國的貨幣種類繁多而成立的(33)。

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信貸

最早的銀行業務,例如當面兌換,財物的儲存保管,以典質土地所有權為條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並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事實上,在當時,作為辦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戶付息,相反的,倒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務而取得報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直到十七世紀還是如此(35)。[5]

上述業務的對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產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產和商品流通邊緣上的階級。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貸的典型犧牲品。中世紀時,龐大的國際商業銀行主要是對王公們發放典押信貸,而力量較弱的倫巴底錢莊主要是對並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發放典押信貸,使這些人吃虧(36)。究其實,這是壹種消費信貸(37)。

真正的“貨幣交易”是隨著參加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中來的各個階級,即年青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應產生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貸需要。由於買貨和交貨時間上的距離,[6]由於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距離,由於需要在遙遠地區之間轉移大量貨幣,而貨幣的價格又經常發生波動(39),這就產生了訂立商業信貸或“流通信貸”的必要性。凡是國際貿易發達的社會,都建立了這種信貸工具,這些工具就是匯單和支付券:“匯單的流通深深地紮根於國際貿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烏爾和巴比倫就出現了匯單,中國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時代早期,也有了匯單(41)。在古希臘,紀元前第四世紀就出現了匯單,以後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希臘,這種單據在希臘所轄各地區也到處流行(42)。以後又從希臘傳入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回到中世紀歐洲(43)。

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貸,並不擴大資金的活動範圍。它只加速資本的周轉,使資本發揮其最高效益。以後,當出現了投資信貸,也就是為生產剩余價值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時候,資本的活動範圍才有了擴大;“不生息”貨幣,即貯藏在金庫裏的貨幣,變成了資本,參加到剩余價值的生產中來。

投資信貸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貸;這是基金借貸主和船長冒險家為了實現壹次海商業務而成立的合夥;這種信貸的起源是海盜性的合夥,這壹點主要由瓜分利潤的條款上表現出來(44)。這種“巨大的冒險性借貸”由古希臘和亞歷山大與羅馬帝國征服希臘時所轄各地區傳到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又於第九世紀傳入拜占廷帝國的意大利,再從意大利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傳遍整個中世紀歐洲(45)。

開始的時候,這種商業合夥只限於壹次用於壹樁事業。但是,到了後來,隨著商業由行商過渡為定居商,合資公司便逐漸變成由幾個人合夥成立的公司 業時間長達許多年。從十三世紀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魯濟公司、巴爾迪公司、梅第齊公司等等)都是這壹類的合夥。以巴爾迪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別歸屬十壹個合夥人的五十八股資本組成的(46)。

最後,當國際貿易最少是在壹定範圍內成為正常化,從而失去其冒險性時,它就吸引了閑置資本的廣大部分。這些閑置資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銀行家的大公司,任憑商人加以使用,不再於短期內提取,而商人則就此付給定息,作為參加實現商業利潤的報酬(47)。

由此可見,從小商品生產時起,銀行家就成了“貨幣資本供求之間的中介人(48)”。然而,在當時,主要的貨幣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國家(國王、公侯、市鎮等等),從而產生了公債和流通信貸及投資信貸的平行發展,而公債卻占了上風。

已知最古老的公債是偽亞裏士多德在其所著《經濟學》(I’Economie)壹書第二編中提到的例子。偽亞裏士多德談到:小亞細亞喀拉左麥的愛奧尼亞殖民地,向雇傭兵首領舉債來支付欠餉,然後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強借錢鈔以償還貸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來的是金幣,而所得代價則是鐵鑄的貨幣。根據中國漢書記載,紀元前154年,曾經有壹位的高利貸者借給了政府壹千斤黃金(約含兩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萬金法郎)來從事鎮壓叛亂者的戰爭,這位高利貸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當於壹千萬金法郎(49)。

在這以後不久,便產生了公債的古典形式:以國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賦稅作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數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裏,公債並不多見,而且具有冒險性,壹般情況下是以債主的破產而告終。

但是了十六世紀,可以流通的公債券[7]在信貸史上發動了壹次革命,大大擴充了資本的活動範圍,把大量原非資本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由於法國國王對意大利發動遠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轄國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條件,公債便國際化了。

“在壹度作為單純的結賬手段之後,信貸本身變成了壹種價值,壹種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來轉讓的交換標的物(51)。

商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原來特殊現象的信貸便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業票據貼現從十七世紀起就在英國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又在法國和壹切大的貿易中心廣為流傳,十九世紀起初興起的票號制度是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後來也在中國國內商業方面,廣為流傳(54)。商業的地理性擴張,同美洲和遠東進行交易的長期性以及主要商業公司向少數大國際貿易中心的集中,對商業票據的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動員了壹切資本。

匯單原來只是在匯率漲落上進行投機的壹種工具(55);現在,它成了在商業方面發放流通信貸的經常工具,同時也成了“不生息”貨幣資本進行短期投資的工具。貨幣資本市場就這樣發展了起來。

在這個市場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國家。在商業資本時期,國家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借貸者。克拉潘指出,直到產業革命,英格蘭銀行發放的信貸,絕大部分對象是王國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貼現銀行也是如此。同它們壹樣的,還有由於對國家發放信貸而倒閉的不幸的勞氏銀行(57)。

但是,除了國家以外,也出現了另外壹些債務人。這首先是大商業股份公司。就當時來說,這些大公司對當時的貨幣的需求量極大;為了應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歸來,它們往往不得不同信貸機關打交道。

在整個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銀行借款;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除了國家以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58)。

後來,國家債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貴族、商人、銀行家等等)和商業票據的持有者,由於需要現金,便將他們的債券和票據拿來貼現。最初,拿來貼現的主要是國家債券,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票據才開始占了上風。

最後,和小商品生產時期壹樣,貴族和高級官員們對於貨幣也有需求——消費信貸——,這種需求是通過抵押貸款(以貴金屬、珠寶首飾、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品)來獲得滿足的。

手裏持有現金資本的人是貨幣資本的供給者,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還有積累貨幣壹時無法投入自己企業的商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上的銀行家僅僅從事兌換業務和存款業務,並不發放貸款。但是,在英國,壹進入十七世紀,就出現了偶爾對顧客發放貸款的商人。

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隨著貨幣資本的供和求的平行發展,十八世紀中葉,起先是在英國,後來又在歐洲大陸上,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私營銀行,其業務是充當需求資本的人和正在力圖把手中持有的後備現金變成資本的人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地方銀行壹般都是業務發達的商業公司的產物,它們接納存款,發行銀行券,並經營商業票據貼現業務,這就誕生了現代的銀行體系(59)。

產業革命使這種最早的銀行網獲得了迅速發展。1750年時,英國還只有十多家地方銀行,但到了十八世紀末,這種銀行發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據某些作者,甚至發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這些銀行賴以發展的組織形式可以用諾裏季市古爾內銀行的例子加以說明。下面是該銀行於1838年10月5日向股東發出的通報的壹段話:

“把英國東部各工場的全部紗線收購下來,囤積起來,然後再拿去供應織布商……這是壹筆十分賺錢的買賣。古爾內銀行從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倫三島其他銀行的收入多,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問題就在這裏……在同各家毛紡廠的往來關系中,我們已經開始向它們提供用於開發工資的現金,並使他們得以繼續營業。本公司的銀行業務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62)。”

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國各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當時,尚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地區裏,銀行壹般都還在為其存款謀求投資地盤,[9]而設置在工業區裏的銀行則在信貸需求方面應接不暇,經常處於搜索基金的境地。倫敦的貨幣市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倫敦的貨幣市場是現金過多的銀行和現金不足的銀行間的中介人。

工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產業革命的掀起,貨幣資本市場有了擴大和廣泛的變化。除了來自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各階層(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政府官員、食利者等等)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以外,還出現了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本身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貨幣資本是資本循環的起點和終點。但它並不單單在資本循環壹開始和最後終了時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貨幣資本經常不斷地被排除到生產以外去,從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就是成了“不生息貨幣”。同時,在職能資本家方面,也經常不斷地產生對於附加貨幣資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潤率最高的條件下,運用自己的資本。

壹個企業要想積累用來更新其固定資本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那就需要經過若幹年以後,並且要等流通資本經過了多少個循環周期以後,才能實現。在此期間,如果它不把折舊基金投於其他目的,那麽,在壹定時期內,這項基金就“不能生息”。壹個大企業的工資基金,用在每壹個生產周期開頭的時候,當這個生產周期超過了壹個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資)或者是超過了壹個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資時),工資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資本家為了自己的消費需要(不生息的消費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潤,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時間內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筆錢壹大部分呆著不生息。企業的積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營業中的壹部分利潤,也並不是在某壹個新的生產周期壹開始就全部用掉。資本家在把上述各種利潤作為投資以前,必然會等待最有利的時刻,例如市場上的有利時機。以上這些,是暫時被生產過程排除在外的、從而成為不生息基金的、四種貨幣資本的來源。

此外,固定資本的更新,並不是恰好趕在必要的折舊基金積累齊備的時刻進行。由於需要使用巨額資本,由於冒著巨大風險,這種固定資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趕在經濟周期終了的時候,趕在資本家預期的市場重大擴充的時候(64)。倘若時機已到,資本家的折舊基金(和積累基金)還未曾籌集,他就必然設法借貸所需的資本,好不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握有技術發明的資本家,如果能夠借以奪取其競爭對手的銷場,他在運用該項發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資本,也必然會設法去籌借(65)。

在經濟循環的某些時刻裏,工業家心中有數,哪怕產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場上也不會銷不出去,因此這正是他應該積累資本,應該把利潤再用來投資的好時刻。如果當時這種利潤還沒有實現,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資。

最後,從理論上講,當壹次生產周期完成之後,生產的再開始應該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畢就馬上進行。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利潤量和利潤年率是由壹年之間生產周期的次數決定的,因而也就取決於工業家能不能夠在業經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以前,也就是說,在投入該商品生產的流動資本收回以前就再開始生產。為此他也必然力圖借到壹筆附加貨幣資本,等到貨物售出以後,再拿貨款來償付這筆債務。

資本主義制度下信貸機關的職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貨幣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貸資本來增加其固有資本的資本家之間起媒介作用。因此,這和資本主義前期的銀行資本與資本的其他形態之間的關系正好顛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裏,銀行資本在剛開始時是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服務者。但是,如果說現代的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區分開來僅僅是個職能上的分工問題,那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壹經出現時,銀行資本家和實業或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為,同實業家和商人相反,銀行家應該直接起壹種社會性的作用。銀行家唯有在能夠克服社會資本表現為許許多多、個人財產的分裂狀態時,才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用。銀行家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於他的這種調動和集中社會資本的職能。同時,這種職能所涉及的範圍並不以資產階級本身為限,而是還包括壹些地主、富農、中農、手工業者、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繁榮時期的技術工人,把他們的儲蓄全部集中起來。

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市場逐漸走向專業化,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

——貨幣市場,即短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控制。

——金融市場,即長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紀,保險公司、儲蓄所、房屋協會,還有其他儲蓄設施性機關(如養老基金、疾病殘廢保險基金、預防失業基金等等)也加入了這些銀行和交易所的行列,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貨幣收入變成資本。(這種資本對其所有者往往不帶來任何利潤。)[10]就這樣,貨幣資本的集中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完善的階段。銀行“不讓壹點壹滴的資本不生息”。

利息與利息率

利息的來源同高利貸資本利潤的來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經濟領域內最初出現時,只是壹種由債務人到債權人的價值轉移。當壹個農民為了能夠生活到下壹次收獲,必須向人告貸x數量小麥,隨後,又必須從收獲中提出x+y數量小麥償還債權人時,存在於這兩個人之間的小麥數量,並不因為借貸關系而有所增加,僅僅是y數量小麥由債務人移交給了債權人而已。迄今為止,這種高利貸形式還遠未消失,並不斷地使受害者陷入貧困,把受害者置於債權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專制時代的越南直到收獲到來前,佃農須向地主告貸以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獲到來後,壹般情況是佃農用其所得不足以償清債務,繼續被債務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紀初期,農奴被習慣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樣(67)。”

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就不再是這種情況了。借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保證債務人的生存,而是讓他得以實現利潤:“如果眼下有壹筆借款,這筆借款能夠被用來從事商業或者工業,從而可以在將來獲致壹筆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項之上又增加了剩余價值,增加了利潤),企業主就須付出積極的利息(68)。”[11]

流通信貸系以提前實現已制成商品的價值為目的;投資信貸系以增加企業的資本額為目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剩余價值或是由於資本循環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於資本額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利息不是什麽別的東西,它是借貸資本獲得的附加剩余價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潤率要低,[12]否則,如果兩者壹般高,借貸就無利可圖,因為借來的資本本身原來就被當做能夠生產平均利潤的。債權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在發生借貸以前,他的資本原是個“失業的”不生息資本。債務人也感到滿意,因為盡管他須向債權人支付利息,但他終究比什麽都借得不到的好處要多。

資本主義企業主就借貸資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壹部分,是企業主加以放棄的壹部分,因為借來的資本使他獲致了比應付利息要高的剩余價值總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個個企業主都在謀求附加資本。與此同時,家家銀行的社會性集中職能,使壹切金錢都有轉化為附加貨幣資本的可能。因此,通過貨幣資本供求的增減,便產生了平均利潤率,也就是壹切非“失業性”資本的“正常收益”。必須說明,這和貨幣的“本質”毫不相幹,而是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這種生產關系使貨幣得以變為資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著這樣壹種習慣,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資本化了的虛擬資本的收益:[13]

“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從十四世紀起就例如在德國形成的壹種對資本顯然有利的習慣,即把壹切收入(個人服務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說成是資本價值百分之幾的習慣,獲得了發展(71)。”

這種習慣導致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職能資本家就純屬其本人進行經營時,把他的資本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也分離出來。從利潤總額中減掉利息便出現企業主的利潤。這顯然是“唯心的”,即虛擬的手法,因為任何企業主從資本上獲得的都是平均利潤,而非平均利息。這種習慣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特別有用,因為可以供他們掩飾利潤問題,也就是剝削問題,並且可以借此用簡單的利息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中代替壹切利潤的理論。[14]

信貸機關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充當中介人。信貸機關本身也在經營特定的資本,這種資本也會帶來平均利潤。信貸機關的利潤率是以銀行利潤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利潤首先來自兩種利息間的差額,即信貸機關對存戶的貨幣資本支付的利息和發放信貸時所得利息間的差額。此外,信貸機關的收入還有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時取得的傭金,辦理匯兌業務時收取的匯水,等等。

由於信貸機關,首先是銀行,對任何存款,就連為期不過幾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須付給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過來,它就必需把壹切閑置貨幣都加以外借。這樣在結算時才能獲得利潤。所以,在貨幣市場上,除了單純的流通信貸以外,還產生了隨要隨還的貸款(活期貸款)。這種借貸的形式早期起源於歐洲後來在中國也被運用,每逢公債季息支付日期到來的前夕,大量貨幣就集結於國庫之中,在貨幣市場上引起貨幣荒。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也為了不讓上述貨幣淪為“不生息”貨幣,對於以幾個星期乃至幾天為期而需求貸款的客戶,首先是貼現所,便發放信貸。貼現所用這種借款來增加其再貼現業務。這種用有價證券及債券作抵押的貸款須隨討隨還。儲蓄銀行習慣上也隨時用它的閑置資金發放貸款(72)。

這樣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級。從付給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貸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給長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資貸款的利息率止。在這個階梯的每壹級上都有壹個銀行及信貸機關付出的利息率和反過來銀行及信貸機關向客戶索取的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上述各種利率間的差別,首先來源於各種信貸對於直接增加社會生產的剩余價值,貢獻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潤率的當然是長期貸款利息率。長期貸款利息率操縱著投資信貸,首先是生產資料的賒購。同時,久而久之,便操縱了各種不同利息率的漲落。操縱著流通信貸的短期貸款利息率低於長期貸款利息率,因為雖然流通信貸能夠加速資本周轉,使剩余價值有可能增加,但它並不保證這種增加。然而,在某種情況下,例如當貨幣市場上發生貨幣荒,而這種貨幣荒不僅會給資本周轉帶來延長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資本本身的存在(破產的威脅)時,短期貸款利息率就會高於長期貸款利息率。

此外,還要註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系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裏,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現越來越復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制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采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裏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制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裏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制造商在銀行戶裏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制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制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制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並為托拉斯,合並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裏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余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裏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與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夥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夥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盡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麽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征求投資,並主動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裏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制。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占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裏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麽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裏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裏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裏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麽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占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裏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裏出售,從而占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裏和經紀人手裏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制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幹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余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裏,譬如在臺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麽?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麽?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余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劃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臺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裏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與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系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系: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誌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裏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誌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誌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於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於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裏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系;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系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裏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裏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系。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余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裏,例如臺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余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裏,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裏,地租是社會剩余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余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占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余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麽,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系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系,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系代替了契約關系,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裏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裏,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占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制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制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裏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制,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制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余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幹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系(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墻裏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裏,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采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裏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余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臺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裏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占,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並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裏,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獲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獲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獲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占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裏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雇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麽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余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裏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麽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麽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麽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麽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於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余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余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由於土地所有制的關系,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余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於被非經營地主占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占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制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采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占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裏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麽,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裏,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現象。

生產關系與農村的所有制關系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系在壹起的特殊關系,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制,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采取的強迫勞動制,[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裏形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的采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裏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占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裏,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制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盡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盡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盡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盡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麽農業工人那麽貧困?為什麽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裏的生活,沒有城市裏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幹,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裏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余“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裏,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裏,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占有者,這個土地占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裏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裏,“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占有者和機器占有者打交道。這三種占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裏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占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制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占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占有者、資本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占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裏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占有者們去占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余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占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占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占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麽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後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占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占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裏,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麽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復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麽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裏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系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裏——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系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裏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回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系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余也被肅清了。拿破侖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制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臺。這個鬥爭結束於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註)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仆。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制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裏昂;裏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裏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臺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跡,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谷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沖突。這個沖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沖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於貧困和犯罪的深淵裏去。封建制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拼命掙紮不願走進墳墓裏去;工業制度也同樣的拼命掙紮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於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裏(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裏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沖突。 “社會關系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沖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系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系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註),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獲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系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復,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劃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系問題的答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麽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於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裏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麽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裏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裏’是沒有意義的。 ‘那裏’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麽?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系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復來限制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復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註)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著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系,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麽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麽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著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唯物論已經假借愛爾維修口中宣言:人類不能夠擺脫自然界的規律;凡以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夢話。人類是總的世界的實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麽,是從那裏來的?那我們就答復:思想和意識乃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己又是自然界的產物,跟著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環境裏發展;由此可以明白人類頭腦的產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不與其余的自然界沖突,而反要適應於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論打破了人類中心說並將人類看做自然界中,整個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說:“要研究比較哲學,妳就應該以全副精神鄙棄唯心論者擡高人類於壹切動物之上的壹種觀念。”唯物論不僅將人類看做主觀,而且同時也看做客觀。在我們看來,人類是主觀而兼客觀(Sujet—objet)。說到人類時候,我們不能獨斷的將主觀和客觀對立起來。 費爾巴哈最大功績之壹,就在於他曉得將人看做心理的客觀,同時又看做生理的客觀:對於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觀(主觀);但對於別人,我則是生理的客觀。費爾巴哈說:“我感覺和思想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質質體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的基礎,客觀世界不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費爾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現同樣的思想。他以無產階級的語氣表示這個思想說:“物質的頭腦和精神的頭腦,是合成壹個頭腦的二個頭腦。”(狄慈根——哲學之實果) 譬如,我站在講臺上,對妳們聽眾講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我自己看來,我就是主觀;但如果我現在努力解決我對外界關系問題時候,只拿這個外界為我的感覺之客觀,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鐃恕的錯誤。我沒有權利可以忘記:在這個講堂裏面,妳們每壹個人,在自己看來,都是主觀,而我在妳們看來則變成客觀了。人類不是抽象體而是物質體。所以確定我們對外界關系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應該就是了解我們當中每壹個人都是主觀同時又都是客觀,了解人類是主觀兼客觀。 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並僅僅由經驗得來的。我所以認識在我面前之電燈黑板講臺窗戶以及整個外界,唯壹之途徑就是經由我從外界所得來的印象。惟有我從某種事物所得來之印象,才能給我以對於這個事物的認識。我所有對於外界的認識,其最初源泉僅僅就是產生我的印象之感覺的經驗。 唯心論者,在其認識外界時候,是從純粹理性的先天的論點出發的;我們則從我們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事物性質的認識出發,換壹句話說即從後天的論點出發。“要知道我們的知識和認識之生母,不僅應該在人類頭腦中尋求,而且首先應該在壹般世界中尋求。”(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可是這裏我們自然要發生壹個問題:即我們能認識這個“壹般世界”至何種程度,經驗在領導我們去認識外界時候,其確實可靠至何種程度。 我們根據在經驗中從某種事物得來之印象,以認識這個事物。恰切點說,即我們所認識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幾種性質。我由經驗知道糖是甜的,燒紅的鐵是熱的,這張桌子是很重的,這張紙是白的,這座講臺是矮的,……。難道這是說我同時就認識了這些事物嗎?不是。我只認識這些事物之某幾種性質。這些性質也許是錯誤的,譬如我說這壹張紙是白的,這乃是我的主觀感覺之結果,我的視覺之某種生理上結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我知道這張紙是白的,其形式是長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長和十生的米突寬的,其性質是堅硬粗糙的,……。由經驗結果而認識的所有這些事物的性質,就允許我自命為認識了這張紙本身(即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嗎?或者我應該承認: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質,這種智識是主觀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對於這張紙的認識還遠不是這張紙的真實狀況呢!如果有人問我:這張紙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麽?那我就應該答復:不知道!而且由此認識還要做出個結論,而跟著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說:“而且也將不會知道!” 唯心論的哲學家就做出這樣的結論。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既然與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見這個世界是不能為我們所認識的。 辯證法唯物論絕不否認:真實世界和我們的感覺印象中間是有差異的,我們的感覺印象,有時甚至能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但這種狀況並不推動我們去同意於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認識性”。恰好相反,我們則肯定說:某種事物,除了刺激我們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們對此事物之智識以外,再沒有而且不能夠有關於此事物之其他知識。因此,如果我承認只有經過物質刺激我們所引起的感覺,才能認識這個物質,那也“絕不是說我宣布物質為某種‘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事物。”(普列漢諾夫——由防禦到進攻) 我們經過由事物所得來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質。雨傘有壹種“性質”,即能給我們躲雨;正因為這種“性質”,我們才使用雨傘。我們使用眼鏡,因為眼鏡有另壹種“性質”,即能使我們對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這已經足夠給我們承認雨傘,眼鏡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認識的,——雖然因雨傘等刺激而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並不與雨傘等之“自在狀態”相同。……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並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踐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二條)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曉得利用事物以適合我們的目的,曉得根據需要以配合物質,由經驗得來之材料在實際生活中足夠穩妥可靠的指導我們——所有這些情形都證明自然界是可認識的。壹切技術上的進步,都是人類研究過自然界並認識了“自在之物”的結果。 “我們以如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是正確的:即我們能夠激發這種現象,仿造這種現象並轉移這種現象以適應我們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類能乘坐飛機,從柏林飛到莫斯科來,——這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自在之物”是可認識的。 但如果我們肯定說自然界是可認識的,難道我們就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是無限制的嗎? 絕對不是! 辯證法唯物論證明外界在原則上是可認識的,同時了解:人類認識外界,是在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之內。“世界永遠是可認識的,但在某壹歷史時代並不能完全認識到。”(亞克塞羅——哲學論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論人類智識的性質壹篇論文中將這個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人類的認識力,與其別種力量壹樣,是有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智識之性質就受我們的認識力之性質的決定。我們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們的理性愈強,則我們所知道的將比現在更多;因此,如果我們的智識將比現在更擴大了,則我們現在的幾種智識到了那時就要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冊)(註)

我們的智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的智識在我們的印象所由產生之外界影響之下而發展。我們知道,印象是某種事物對象,質體,即實在,刺激我們結果才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實在決定我們的意識,或者如費爾巴哈所說:“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 我們的意識永遠受那對抗我們的客觀所決定,真實事物從我們的概念反映出來。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我們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實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實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真正的模樣,就是真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壹樣,應該適合於它的對象。”(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辯證法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們拿黑格爾的方法反轉過來對黑格爾的體系,就在於他們並不像費爾巴哈壹樣將黑格爾學說棄置不顧,而是拿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去克服黑格爾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他們以辯證法方法充實他們的唯物論體系,即以此總結在他們以前之哲學思想。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演告終時所說的幾句名言,作為辯證法唯物論之評語,他說:“什麽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壹切形式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起來,而找到了哲學思想最好實果之綜合,他們於是真正造成了“最後的哲學”。 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活的靈魂。紀元前,即在希臘文化時代,我們就已看見辯證法思想的曙光。(註)辯證法方法對於近代偉大思想家,如笛卡爾謝林費希特等都有顯著的影響;但在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方法才達到最完全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爾學說中采取辯證法出來的。

黑格爾的辯證法究竟是怎樣?我們試聽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說的話: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看做壹種皮面的技術,以為辯證法故意使確定的觀念發生紛亂並在確定的觀念中造成虛假的矛盾。因此,人們承認並非這些觀念不對,而是這個矛盾怪物不對;人們承認理性的表象是正確無訛的。人們往往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主觀的耍把戲,用以證實或駁倒某種論據而已,而其實是沒有壹切內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卻裝飾著壹些巧妙的論證。——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照其真實意義講來,辯證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確定現象的定義之本有的和實在的本性。哲學的推理,就是了解個別的定義並將這些定義聯系起來,即使之發生相互關系,然後再分解這些定義,使之各種隔離而就其中認識其意義。真正的辯證法則與之相反,壹個定義變成別個定義乃是經過內心的和漸近的轉變,在這轉變中就可看出這些定義,理性,是片面的和狹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確定現象之特點,就在於這些現象已註定要自己毀滅的。 可見,辯證法乃是科學進步之活的靈魂;辯證法原理灌註內心聯系性和有定性於科學內容中;這個原理是真正超越於確定現象,而非表面上超越於確定現象。”(黑格爾——哲學智識之總匯)

“理性頑固的攻擊辯證法。但辯證法並不是哲學之專有品。恰好相反,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辯證法並由經驗上確信辯證法。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都可以為辯證法的例證。我們知道:每壹個確定現象都是在變化和消滅;它的變化和消滅不是別的正是它的辯證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別個現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線之外,並要變化,……我們說壹切事物或壹切確定現象是註定要毀滅的,而這就是說明辯證法乃是無所不包的不可抵禦的力量,壹定要毀滅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獨立的和鞏固的。……辯證法的結果就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同時也就是肯定,因為這個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從來的現象,而且並非與這個現象隔離的。兩種相反定義之這樣的合壹,就已經造成了第三種思想。”(黑格爾——邏輯) 為更正確的解釋上面引文中幾個要點起見,我們再征引費希爾——最了解黑格爾諸人中之壹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之說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來比較談話問答,即我們年紀愈大,經驗愈豐富,則對人和對物的見解也就漸次改變,這仿佛就像在內容充實和思想豐富的談話問答中,談話者的意見也漸次改變壹樣。……因此黑格爾拿意識發展的進程來比較哲學談話的進程,而稱意識的進程為辯證法(註)或辯證法的運動。

思想向前運動,其間是要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觀念中間之矛盾的。黑格爾就稱這壹整個過程為辯證法。……矛盾就在相反諸定義間的沖突,而解決矛盾就在於結合這些定義。……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剛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義;矛盾之每壹次解決,就是否定這個否定。這樣,思想發展要經過兩重否定,而經過兩重否定又走到肯定來。Duplex negatio affirmat (“兩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爾就稱這種兩重否定為“絕對的否定性”並認為辯證法就是這個否定性之方法。……絕對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別的,正是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義或純粹觀念中的矛盾。”(費希爾——近代哲學史)我們再用恩格斯的說明來補充這個說明: “照黑格爾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並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壹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只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包藏在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之認識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識階段,卻永遠不會因為發現壹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壹樣,不會因為達到人類理想的境界而就確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會,完美的國家,只在像想中能夠存在;還有壹層,即歷史中壹切相連續而來的社會制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階梯而已。每種制度對於它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當合法的,縱然在從它自己內部慢慢發展起來的新的和更高的條件面前,它變成了陳腐並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須讓位給另壹個更高的社會制度,而這壹新制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壹切認為有絕對的和確定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壹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這種哲學壹點不承認有所謂確定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發現出這些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沒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不斷進至較完美的上升運動。”(恩格斯——費爾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征引了無數例證來說明這個過程。他認為天空星球的運動是依照嚴格的辯證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個頃刻都逗留於壹定之點,同時又在此點以外;行星的運動是完全服從辯證法原理的。生命永遠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從這個原理的。在政治上,這壹個人之無限制自由,就成為對於別人的專制;正義發展至最高點就達到最大的邪惡;在高等代數學上,多角形邊數不斷的增加,就可以轉變為圓形;——所有這些都明白證明辯證法支配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辯證法之出發點,就在將我們所接觸的壹切事物,不看成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為還在發展形成的過程。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裏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裏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復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復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獲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答復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制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著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麽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裏,“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制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制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沖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註)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制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制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制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贊頌奴隸制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贊頌奴隸制度,而是估計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於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著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著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裏,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裏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臺,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註)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裏,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制度轉變為另壹經濟制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裏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制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制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制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煉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著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制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制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裏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系,——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鏟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裏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麽,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裏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幹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借助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註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於社會關系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註)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於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註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著各方面的聯系。 (二)在運動中研究。註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著: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註)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系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答復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復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誌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誌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誌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誌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誌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誌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誌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復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誌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於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誌。他們分析意誌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誌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誌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著有名的人類意誌自由論壹書中說:“意誌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誌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誌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誌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誌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誌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拼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誌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誌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誌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註)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制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誌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於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誌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麽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誌”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誌。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誌,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誌,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麽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誌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仿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麽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沈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誌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於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系——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著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於主觀的頭腦裏,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於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誌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誌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誌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誌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註)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誌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裏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誌屈服於必然性,那麽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麽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麽? 在未答復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誌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誌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誌看來,社會現象仿佛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誌之交互錯綜。我的意誌,妳的意誌,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誌,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誌,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誌。(註)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誌;這個意誌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誌,碰著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誌,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誌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著破產,——他們的個人意誌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誌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誌之沖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誌之出現又根據於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並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跡。”(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誌。(註)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誌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誌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麽,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誌是為思考或情欲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欲的動力又是許多復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誌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系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復這個問題。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幹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註)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裏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誌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麽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借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著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誌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裏奧拉所著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著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著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於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麽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誌”,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誌,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沖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還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註)

拉布裏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制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著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於支配社會之財產關系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裏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系,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系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裏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沖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裏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裏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系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系本身時候,他們又借助於“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會關系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麽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麽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布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系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於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誌所左右的關系——生產關系,這些關系適應於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系,——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系,發生沖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系懷中發展的。這些關系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沖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中間的沖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系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系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系究竟持什麽見解。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於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制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著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系。“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於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於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復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制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系,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系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於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於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麽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於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系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系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系也是人所制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苧麻等壹樣。社會關系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系。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系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於其社會關系。”(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裏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裏克利(Périclés)時代(註)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系;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系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系。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臺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系,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系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系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系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系。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於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麽“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於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系。馬克思稱這種關系為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因此跟著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制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余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余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制度

有剩余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制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余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制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復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制度

剩余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系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裏頭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註)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於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制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須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系,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系,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註)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系即生產關系,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系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沖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系;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系: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系;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後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意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意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意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註)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於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制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系本身發生重大影響。 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於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著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於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於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著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著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系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於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復。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借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受什麽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系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占得勝利的階級所制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於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於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系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麽?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系,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於梅林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系。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於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幹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幹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麽?(註)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復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裏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復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復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裏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裏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裏——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裏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侖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采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於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裏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跡就打破了這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沖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裏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仿佛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於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幹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幹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幹涉,如果完全適應於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沖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系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系裏面,經濟關系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跡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註)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誌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麽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系。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裏謝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於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系;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麽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麽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沖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余地的。他在這種環境裏,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發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麽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意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註)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於自己寫字臺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裏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麽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系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占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系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沖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占據鞏固的位置了(註)。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麽新的貢獻呢?為什麽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系;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註);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於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裏,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裏,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裏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占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系,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系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系,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麽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系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占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占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註)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占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系(這些關系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系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系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系,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註)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註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系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於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系,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系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註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系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余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註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註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雇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沖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註)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於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升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於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於利害沖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墻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臺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於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辟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於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麽)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占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麽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占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征,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臺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余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系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臺。(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註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註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系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系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入門


共產主義由啟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麽是共產主義,以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沒能正確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有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亦稱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中進化而來的。因此必須到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歷史文化中,用宇宙發展觀為認識,用辯證法為方法論,才能探討出關於人類存及社會發展的歷史根源,最終從宏觀上詮譯人類及其社會的全部文明本質內涵。

發展論認為:人類是在自然生態中衍生的,但人類未來無限發展的根本,卻不是在生態而是在宇宙。為什麽呢?依據現代科學技術的能量消費發展,生態能量資源不能滿足人類歷史性發展需要,人害無限發展的科學能量要救及技術指標在宇宙中。所以現代的人類,是未來的宇宙人類。這是自然物質規律衍化人類無限發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則。人類不沖破生態圈的能量數態及技術指標的局限束縛,將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麽什麽樣的人類及其社會生活方式,適合進入宇宙,成為宇宙人類?要讓世人清楚地知道問題的內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質生命世界的生命時空中,看看宇宙是怎麽形成的,地球是怎麽產生的,生態是怎麽來的,人類是怎樣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關系等等,以人為本,為當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條影屏生命大線,為人類認識必然發展做以清晰的理論參考。

發展論認為: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搖籃中的所有物質,都以具體的外在實體和內在規律屬性構成有產生、成長、轉換與發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現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質,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的千姿百態的實體和萬千變化規律屬性構成的時空整體。

宇宙中不存在沒有實體和屬性的生命現象如果說有,只能是虛構的假說,科學論據,須以實物為證。

解讀共產主義為本,為什麽需要以宇宙觀為起點?因為人的壹切生命現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濃縮,包含著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內在精華。所以人類的存在,有以表現為人的最高屬性的工產主義文化,與宇宙生命有著密切的“血緣”般內在聯系關系。壹句話,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演繹人類及其生活文明必然發展的文化結晶。這就是為什麽需要用宇宙觀,到宇宙文化中尋覓人生命根源的客觀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華就必須認定,人類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級生命物種。依據是什麽呢?很簡單,人具備了物質世界發展規律最高文化法則——創造性和奉獻性。

由於物質世界的時空運動有規律無意識,因此創造生命的能動結果盲目緩慢,而人則能相對有意識地按自然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再現性的創造出源於自然而高於自然的新質態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規律與人質意識互換守恒的物態特征,最終轉換成高級生命物種。

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躍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將以無限大的生命發展力而遨遊宇宙時空。

人類既然是由創造性的物態實體和奉獻本質屬性構成宇宙中最高級生命物種,那麽自然是怎樣衍進人害生命的呢?這是人類社會最敏感的問題,但就機械的從社會中看人的存在與發展內涵,將會在人類客觀遙感歷史關系中產生自然斷檔現象,要完整圓滿的解決問題,需從宇宙產生的源頭為起點到宇宙有機生命的產生為臨界,繪制壹幅宇宙無限發展的歷史長河,在這條長河的大卷中,不僅能讓人看清宇宙與生態是怎麽來的,人在自然界發展到哪壹階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麽,未來如何發展,如果人害思維科學的態度正確,方法得當都是不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為什麽,因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個完整的人生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活個明白。

科學告訴人類,認識矛盾重重無限奧妙的宇宙世界絕不神秘。歸根到底的組織形式,是物質以具體的量積累到質變換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積木壹樣構成區域性歷史文化板塊形態,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區域文化板塊普遍聯系起來,有始有終的時空整體。人類的實踐生活方式和思維意識法則,就是抽象的依據各時空區域文化板塊為模式,由淺入深探討宇宙物質世界的全部生命內涵。

宇宙生命特征是什麽呢?不外乎兩大特點.

壹、由產生、成長,到消亡轉換的量化過程,是優勝劣汰的生命活動現象。

二、由初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以此類推無限輪回,永恒的生命運動發展現象。

這兩大特點,構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內涵的文化基因。

人類現代信息科學技術,象壹枚騰空飛馳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層層面紗,為可知科學文明視野,打開了壹條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內幕的時空隧道,把人類意識文明送到科學指定的遠古宇宙文化源頭——無星際時空領域的歷史年代。

站在無星際文化的源頭,科學的慧眼中,呈現了無機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勢磅礴演進過度的歷史畫面。

第壹幕:以無機暗物質單元粒子為基本實體和屬性,構成不同混元真空區域運動的古生代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這壹時期單元粒子群分別如生態自然中的霧霜雲雨風壹樣,按各自生命質態的能動特征,在長期磁碰撞和電分解的空旋膨縮運動中,逐漸形成第二幕,多元體古代微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微星際萬由理化組合運動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體化合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混元體星際定向化合運動演進歷程中,產生了第四幕——現代有機化合生態文明的宇宙文化歷史文化時期。

由單元真空為起點,到混元時空為臨界,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無機生命衍變過度的全部歷史周期。

發展論認為,生態文明的產生,使宇宙世界結束了以無機生命為主導特征的時空運動,進入了以有機生命文明為主導的新質態宇宙區域文化歷史時代。代表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屬性同合共組的高級生命物種——人類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歷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機生命與無機生命互為轉換的亞間生態自然文化的歷史邊緣。因此現代的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偉大,最高級的生命物種。

站在生態文明與自然文化亞間過度的質變飛躍支點上擡頭展望,浩瀚深墜的宇宙時空隧道,為人類未來生活模式指明了無限發展的歷史空間。低頭俯視,生機盎然的生態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

地球起源

壹顆明亮的膠溶狀巖質流星體——某脫軌由天體殘骸。帶著熾熱的能量,在太陽系的時空中,按順時方向,奔向圍繞太陽轉動的壹顆古老龐大的霧態水質行星。

當巖質星墜入水質星內核時,受水質星的冷卻和內核阻力及磁場的引導,巖質星表層形成了堅固的外殼,緩解了萬有引力,歸順了水質星的自轉,同水質星壹起圍繞太陽恒星進行公轉運動。至此,壹對親密無間的天體伴侶,在太陽系時空開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運動中,巖質星應水質星能量守恒需要,不斷發生推陳出新的地質呼吸變遷運動。強大的熱能,把大量殘骸噴射到水質星的外太空。隨著巖質星殘骸的增多,與水質星的物態雜質、及宇宙塵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質星有“血緣”呼應守恒轉動的小天體——月亮衛星。

由於巖質星靜態守恒的密度不斷增加升溫,自轉頻率加大,變換著水質星的原始軌道逐漸向太陽慢移。

在與水質星蜜月轉動時,巖質星的熱能理化效應,和聲光電氣磁的化合作用,不斷把水質星的霧態宇宙水系蒸發為雲雨,受巖質星磁旋引力,雲雨歸回到巖質星的懷抱。如此歷史性凈化循環,在巖質星的低窪地帶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壓力,地殼不斷發生守恒引力的變化,以適應水域存在積量。水質星的實體逐漸被巖質星精華吸收,最終轉換為霧霜雲雨風的歷史遺跡,形成巖質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氣空間。

十月懷胎,巖質星以巖物態和水質物態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際天體——地球行星,帶著月亮,開始了與太陽恒星進行有規律的時空運動生態起源

在特定歷史大氣空間環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長的冥古宙自我養生歷史過渡時期。到太古宙歷史階段受大氣空間壹定理化條件影響,在水域潮濕地帶,產生了由水質星所遺留的無機暗物質粒子與水分子有機合成苔鮮類軟纖維有機生命孢子。幾經風幹雨淋生死輪回的遺傳重組,胞子脫離了苔鮮生命的束縛,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環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氣,吐出氧氣為生命能量守恒的單細胞低級微生植物。隨著低級微生物的發展,相繼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脫離水域走向大陸延續到如今的高級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靜態氧化過程中,產生了吸收氧氣,吐出炭氣的有機浮遊動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恒的。

由低級微生植物,到低級微生動物,有機生命完了初級生態進化鏈的轉換過程,接而繼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動植物的吸管動物——無脊錐動物——哺乳動物——兩棲動物,與植物發展規律壹樣,水生動物幾經演變進化,最終脫離水域的束縛,走向了大陸動物界。直到人類出現,有機生命在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的發展規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態第壹輪自然性由量化到質變的全部文明史。

什麽是植物:生態中以靜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植物。

什麽是動物:生態中以動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動物。

什麽是有機生命:以遺傳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種叫有機生命。

什麽是無機生命:以遺變方式轉換生命的物態叫做無機生命。

什麽是生態:由有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生態。

什麽是自然:由無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自然。

什麽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識。

什麽是文明:文明指社會知識。

什麽是知識:知識是解釋真理。

什麽是真理:人的意識符合客觀規律就是真理。

什麽是意識:腦的能動行為叫意識。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質世界進入了以質變飛躍為生命運動特征的新文化裏程碑。因此,人類社會肩負著兩種質態互為轉換的歷史性臨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類將以全新科學質態能動行為,進行第二輪復興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質變大革命。

二、是人類在科學生態革命生態建設中,必然聯系的,是科學宇宙革命與建設的科學信息基礎工程。

人類的起源

站在生態文明制高點上,低頭審視,在千姿百態、生機盎然的有機時空大千世界中,人類以獨特的直立物態行為,從爬行物種的自然王國中珊然而出,幾經蒼桑巨變的漫長演進到如今,開辟了壹條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在這條自強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類千百萬年自我完善的幾種進化圖騰形態,及每壹形態段落中,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鮮明社會歷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論認為,人類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經歷和正經歷著四種不同生活內容的社會歷史時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類歷史時期,二是自發性類人群體歷史時期。三是自覺性勞動人類歷史時期,四是自由性科學人類歷史時期。

由自然性到自發性到自覺性,再到自由性,這四種歷史階段。形成了人類由生態向宇宙進行轉換過渡的第壹輪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類社會發展史,可繪制人類進化圖做以明註。

人類進化圖

自由宇宙人類

自覺宇宙人類

自發宇宙人類

自然宇宙人類

自由科學人類

自覺勞動人類

自發生產勞作人類

自然原始勞作人類

自然爬行

第壹輪生態人類通史周期板塊。

由低級

向高級消除爬行物種屬性

第二輪宇宙人類通史周期板塊。由簡單向復雜演進人質物種屬性以此類推無限輪回永恒發展。

圖式表明,由於人類來源地球生態圈中的爬行王國,在第壹輪生態質變發展歷史時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爬行物種屬性的積量遺跡。人類在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求得進步同時,也在逐漸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終結果,要徹底清除爬行物種本能屬性,沖破地球生態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縛,凈化成宇宙人質生命社會。

只有人類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為人相對爬行物種,具備了超越地球生態文明的文化潛能。

人類復興生態質變革命。是以科學文明發展意識,取代自然生態盲目進化邏輯,重建科學化有機生命世界。這是宇宙生命法則賦於人類發展的歷史使命。而不適應科學生態發展的、陳舊落後的動物屬性,是必然消亡的,適者生存,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則。所以爬行物種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這就是人類為什麽要清除爬行屬性,轉換為科學人質屬性的歷史原故。

人類的客觀存在,是物質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

壹、原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時期

這壹時期,分兩種人類進化過渡階段。壹是以基本直立並帶有兩棲本能活動為實體的古原始類人猿歷史階段(只論類人猿,不論靈長類)。史學界稱這壹階段的人類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種。生存特征,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勞作活動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體改造生命運動,以適應全天候自然環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於依賴熱帶全天候自然靜態環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屬自然性生命物種。

二、是能制作簡單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類歷史階段,在這壹階段,原始人類在繼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後,能動地發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應用。史學家稱這壹段的原始人類為能人人科文明屬性。其生活特征,是主動利用自然物具改造體能系統的勞作生活方式。由於原始能人還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熱帶靜態環境中,仍屬自然性人類。

在百萬年前的遠古大荒,非洲熱帶雨林,生活著諸多靈長類生命物種,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靈長之王,被史學稱為古原始類人猿前人的兩棲物種最為活躍。所謂前人,是指人類由靈長類向人轉換時,最初具備人類特征的直立物種。

盡管前人進入了直立為主的體能形態,但手足體態還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征,因此類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征,是演化肢體運動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運動法則,集中地賦於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種、兩棲物種肢體運動的本能精華成為由低級半蹲式靈長類向高級直立靈長類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種。

前人以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性格意誌本能和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獨特心理屬性,超越了所有靈長類及爬行物種自我個性意識——弱肉強食,遇難而逃的狹隘野生本能屬性的束縛,成為生態中的靈長之尊。

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本能心理意識,是類人猿進化為人的先決本質屬性。只有積極主動的集體實踐活動,才能普遍領悟出具體進步活動內函,以積累客觀進步的必備條件,宏觀心理加上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個性鬥誌的有機重組,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發展的客觀基礎保障,而壹般靈長類自我個性本能意識,是不能產生集體實踐活動中的特殊內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歲月如梭,前人在人類文明史的幾百萬年時空漫燃歷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勞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歷史使命。

四百萬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制壹般生活用具的勞作物態生活特征,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開始了以捕魚狩獵為主,以采集為輔的原始人類生活階段。

使用自制簡易生活用具,擴大了能人的生活視野,增強了與自然界進行生存的鬥誌,開始了逐漸脫離林域,茫然地向大際進行試探性慢移過渡。

能人在林域邊緣的沼澤草叢之間,以背靠森林茅草築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采集狩獵的血緣氏族勞作生產生活。

由於脫離林域野外生活,體力活動能量加大,及日曬兩淋的自然侵襲,能人的汗腺系統發生了脫毛的生理變化,為防自然侵襲和蚊蟲叮咬,原始能人開始用枝葉及獸皮制成原始衣著自我保護。

由林域向陸地亞間跨躍的歷史過渡階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築屋和原始衣著的兩大社會文明生活的物質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獵采集,強化體能演進活動中,對偶然突發危機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極為認真激烈使用天然物體攻擊或自衛活動時,被群體的視覺和聽覺所刺激而在腦——神經意識功能司令部中,產生了暖間的記憶信號,隨著生活的頻繁重復。暖間的信號積累,在直立腦生物電磁感應的印覺功能中逐漸拉深加重,最終通過認真總結,轉換成傳統經驗性實踐啟蒙感覺認識行為。面對無限重復認識和反射溝通的形象交流實踐,能人腦覺活動系統相應再生了更為高級的思維映覺把映功能現象,而溝通與交流的認識和反映形成意識實踐的能動思維實體,就是言語,因此,言語是表人的思維活動的意識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認識,到客觀思維反映的意識行為及壹切意識屬性,都來自於實踐活動對腦的不斷開發過程中,最終形成人的獨特生活的意識環境。正是認識與反映高頻率意識實踐活動,像火花壹樣,打開腦神經系統無限多維生理空間的遙感啟蒙大門,在原始的腦覺物態意識領域,為人的物態實踐開辟了無限廣闊的時空視野。

人的遺傳感應系統,既由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通過感官組成的實踐意識活動,是人產生主觀心理認識的初級本能行為範疇。

人的感覺意識,既由判斷、概括、歸納、總結等通過間接既興變化的再生意識活動,是人腦思維反映客觀的高級轉換行為。二者互為重組,在人的腦覺領域中,衍生無限能動的意識體系,如思想、觀點、印旬、夢幻等,所謂意識,是腦多維實踐活動的總稱。

客觀世界是以內在發展規律為生命運動的根本,而人是以內在意識秩序法則為生命活動基礎,兩者時空生命壹樣,都是物質多樣性的客觀存在。

人做為物質世界先天文化的壹個後天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在生態中衍生,而在自然發展規律中發展的。因此必然地帶有發展規律的客觀屬性。自然規律,是人類意識文明的客觀依據。因此,人的意識發展規律是自然規律的反映。

人的現實存在意識,既人的人生觀,是人在壹定靜態現實生活的具體反映。如果與無限發展的動態歷史相吻合,完成壹個統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沒有抽象思維概念做主導支朽人的現實有限活動是不客觀的。而作用於人的內在客觀發展意識的能動實體,就是人的精神思維,既人的世界觀。

人的世界觀有意識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頑強、無私奉獻鬥爭的時代精神,逐步完成無限發展的歷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類的生命核心,是不斷精華人的精神文明意識。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過實踐活動,把物質客觀基理內函再現為人的思維理性意識概念中,達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維意識和人壹樣是後天的,來源於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濃縮。所以人是宇宙物質世界中凈化了的精華生命物種。

人的現實人生意義,既人的人生觀,必須與客觀世界無限發展規律相壹致,才能正確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恒與轉換的自由法則,取得無限輪回的生命永恒。反之,必在壹定歷史周期範疇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觀真理。

人的生命質量源泉,來源於歷史性時空運動,這就是自然辦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屬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類,就是在這種概念中,通過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實踐中,走向遙遠的未來。

在日積月累的林陸亞間生活過渡中,原始能人不斷以古前人遺留的聲覺感應交流機制,對手足發工後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物態經驗及彼此間情感關系,進行認真的交流溝通,從中創造了互挽意識的音覺扭帶——言語意識文明。言語是人類再實踐意識的交流工具。言語的應用,使能人的腦覺系統多樣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動邏輯理念。把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為關系間接有機地聯系成壹體,為直立人類後天智慧主動演講超越自己,展示了無限廣闊的思維運動空間。

能人社會中,母系生兒育女創造生命的無私血緣奉獻品質,確立了血緣倫理關系的必然主導地位。所有情感體系,都以母系血緣親情為精神寄托,生活在摯樸古老的自然性血緣倫理社會意識中。

什麽是血緣關系:血緣關系是物種同宗遺傳的生命本源屬性。統壹的血緣本質關系,形成統壹生命形態實體的本質之道。

什麽是倫理關系:倫理是人類不同輩份、年齡等間的互為關系,倫理屬性構成人類有秩序的社會存在。因此倫理是人的現實生活之德。

本質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組,構成人的內在精神行為的生命底線——道德意識文明屬性。道德是人質精神的本質。既人的本質。

由於血緣關系沒有異化現象,因此在以母系“單細胞”社會血緣生活中,沒有姓氏之分。為此,古人類學家把沒名沒姓的原始能人定為共同公有的氏族標致。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會叫做母系氏族社會,既原始血緣公共社會,其社會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質物種生命由單細胞向雙細胞分裂重組產生新生命遺傳社會的產物。而社會是遺傳歷史的產物,歷史是家庭與社會的全部反映。

由於原始能人母系化社會活動的單壹性,社會存在關系中,只有男女之別倫理之序,決無等級之分,壹切都在摯樸簡單的原始本質的血倫統壹共性道德規範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駐地邊緣進行采集食物的勞作活動。育齡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務,男孩在壹起玩耍戲鬧,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領。女孩在壹起盤花結草,相互裝點美麗。

男系以壯年為首領,率男丁在林間水域,草野沼澤進行漁獵的勞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機敏,無論如何兇險逆境,都群情激奮頑強拼搏決不退讓。尤以鄰族有難,更是首當其沖,全力以赴戰勝堅險,面對所取之物決不爭分。日常勞獵,對所獲食物決不貪口,帶回駐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寧死不食。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本能血緣奉獻道德社會環境,形成威力無比,戰無不勝的社會凝聚力。歷史學家稱這種生活為原始共產主義。

原始自然性共產主義,是人類科學共產主義的基因質。

晚上,人們團聚在壹起,用口頭言語,講敘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鄰者,便手舞足蹈,擊木音歌,和諧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決不串夜。

夜晚,夫妻擇地廁息,其它成員均按倫理秩序分班就寢。如此默守陳規群居共伍,無壹絲沖突之舉,如有犯逆者,必遭眾斥,使其心跡無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征而定婚緣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當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悅之事。成年人等與鄰族交往溝通中互傳喜訊,有適齡男性,兩廂老人亦可做主。為其擇定終身。但近親宗教,決不通婚。發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點。

由於血緣關第註重群規,對個體無須挑選。成人男女青年選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為婚主。攜新郞及眾家族人等,帶食物禮品,到女系家中接親。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將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見,眾群人手舞高呼叠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簡明浪漫的儀式後,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親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會群居生活中選擇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動物盲目野生本能遺傳生理關系的局限性。使兩性關系升華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侶的文明高度,是人類本質必然發展的壹項重要生活指標。

在能人社會,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備寵敬,新婚燕爾,新夫婦獨選良地而居。其情專壹,溶融相註,壹方不幸,生者決不重選。更有剛毅者,不思食飲,痛思逝者而舍棄性命。

對逝者,能人置於蔭草深處,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遺物以寄哀思。對氏族貢獻突出,或年長母系,更為厚葬。有遺者為其泣淚長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無以倫比。

能人家庭發展到壹定數量時,為預防沖突便於管理,部分直系成員可立家庭,凡範之舉,優化了家庭質量也強化了社會生存意識。彼此間的感情交往更加親密和諧執禮謙讓,分家不分情,這就是為什麽鄰裏間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同命互為的血倫集體社會精神文明屬性的道德因緣。

能人在狩獵的活動中,將受傷的動物帶回家精心療傷馴服,人類畜牧業由此開始。

日月星辰,悲歡離合。四季輪回,氣象萬千。生活的閱歷,能人的精神意識中,再現了絢麗多彩、形象豐富的自然圖騰藝術文化。能人用樸素生動的情感色彩,描繪了壹副美麗動人的歷史神話。神話記錄了能人對生活的感悟和對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話的產生,是原始能人開始自然藝術的心靈感悟和原始社會“政治”教化的實踐結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圖騰的童心般的神話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歷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歷盡幾百萬的時空歲月,在依賴全天候靜態自然環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制常用物具和手工編制技術等自然物質變化,完成了人類肢體改造、體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歷史的呼喚,高舉生命之光——永不熄滅的神話火炬,高吭著悲壯而美麗的神話長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陸四季動態歷史生活的人類大遷移運動征程。

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和自然文化發展通史壹樣,在壹定靜態能量守恒的歷史過渡周期中,當能量增值積累到突破守恒臨界時,必然以動態的飛躍轉換形式為啟點而選擇下壹輪的文化通史周期。這是宇宙生命法則——由初級向高級自我完善、無限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發人類歷史時期。

萬裏征程始於足下,二百五十萬年前,由原始能人轉換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會匠人,依照生命法則的歷史儀式,邁著茫然而堅定地歷史步伐,以啟蒙智力的生產勞作生活方式,逐漸遍及生態大陸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鬥爭。

所謂匠人;是指有意識利用自然資源,進行自發性生產勞作活動歷史時期的古代人類。

什麽是自發性;自發性在物質世界是指個性物質沒有規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為人的意識,是以現實主觀意識邏輯為主導特征的意識形態。最高思維意境,是以主觀現實的外在存在意識形式為主導活動的意識邏輯。所謂唯心主義,就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反映。

由於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觀物態資源的生產改造模式,其意識反應境界,只能盲目地選擇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邏輯關系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啟蒙自發人類的人科屬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斷發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學流動生產用具。打制石器活動中,發明了自制火的科學能源文化。火的應用,使匠人物質文化發生了壹定歷史性的質態飛躍。

幾萬年繁衍慢然的大遷移運動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擇息之地,開始了大陸四季輪回的靜態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舊石器、中石器竭盡二萬五千年的自發歷史長河,進入了新石器歷史階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果實與粟種的再生現象。於是開始種植農作物的勞作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態的養生環境鬥爭文化歷史中,最偉大的自發科學文明。

農作技術的應用和農作物的豐收,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自發性生存鬥爭的歷史性物質勞作智慧結晶,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期農牧生活實踐中,男性不斷呈現體能和智能的優越。伴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壽命的不斷延長及各種具體生活事物繁多,給母系專壹管理家務帶來壹定影響和困難。為了緩解壓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過渡到男系生活範疇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平等管理關系。但母系生兒育女的天性血緣倫理主導社會本質文明的道德屬性。永遠都不會改變,只能隨著歷史發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客觀生活方式,和自然賦予所有物態各種生存活動法則壹樣,是不可改變的客觀真理。而各種物態的自我選擇,只是物質世界現實存在的具體反映,同樣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存在必須與宇宙文化的守恒與轉換規律相適應才能得以永恒,自然界就是以守恒周期和質變飛躍轉化不斷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恒發展進步演化。只有人類才具備這種能主動選擇守恒與轉換生命法則的智慧,其余任何壹種物態屬性,都不具備自我能動選擇自由,而只能被動地在壹定守恒周期的臨界時,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轉換為另壹種生命質態。

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基本保障,就是人類以血緣倫理關系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精神力量,使人類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難題而與宇宙世界的發展規律同步演進。不管人類社會怎樣選擇,與宇宙同步的鬥爭精神永不會變,這是宇宙世界客觀演繹人類的精華所在。

古匠人社會,由於男性管理,對社會而定生產發展起到決定性進步作用。

隨著畜力進入社會生產,使得個性勞作得到充分發揮,生產地產品內容不斷豐富社會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勞作,以不能滿足區域性多元產品發展需要。匠人逐漸自發地把家庭自耕地生產方式擴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範疇。

所謂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緣家庭基礎上,把有直系連帶血緣關系的家庭組織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區域內共同生產地宗族部落社會組織形態。由此土地及其資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確為宗族社會所占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與資源的選擇,拋棄了自然資源公有性的社會大環境,使人的個性開始以小團體的社會觀念得到開發。盲目自由的選擇,激勵了盲目自發匠人的勞作積極性。這在社會歷史上,為原始公共社會埋下了個性自由的潛在意識。

為了便於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會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圖騰神話中的圖騰實體,定為神聖的姓氏標致,由於男性主持社會活動,因此圖騰神姓氏的所屬權歸男系所有。已往沒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轉變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員,都以男系為姓氏遺傳方式,確立了父系宗族血緣倫理的社會形態。

在父系匠人社會活動中,各宗族家庭的長者輪流擔當宗族首領。長者們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領的組織下,辦理宗族間的內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長子為長者的繼承人,由此,產生了宗族社會倫理的家庭世襲制度。隨著社會發展多元性的復雜化,首領和長者的管理業趨於專業化。

由於古代人的年齡弱化,壹些長者過早夭折,壹些年輕家庭長子過早登上長者社會階層。長者階層的年輕化,助長了古上層社會不斷產生個性自由的內在意識,也正是年輕化的盲目性,使不參加生產活動的年長者歷史性地產生了惰性意識。

由古匠人宗族社會的首領和長者構成了完整的宗族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

隨著社會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頻率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農作生產和以物易物的市場經營的古代社會經濟。

以物易物的民間市場生產,繁榮了古代匠人的社會生活活動內容,使人類社會發展趨於成熟。

在古匠人社會不斷面臨自然災難時,進行改造自然地生產勞作者,用傳統的堅強體能意誌和寧死不爭食,相依為命的血倫人質精神,同自然災難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鬥爭,最終取得了戰勝災難的輝煌成就。

患難見真情,在災難面前,勞作者用血倫精神戰勝了大自然的無限挑戰。而壹些不參加生死鬥爭的新興長者貴族,由於沒有奮鬥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為了茍且余生,不自覺地做些雞偷鼠竊及多食多得違背人質道德的叛逆之舉,這使得宗族內部不斷發生爭執沖突。

宗族矛盾的內在沖突,逐漸在貴族個性階層意識中,衍生了泯滅血緣道德和喪失生活倫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屬性行為由於首領長者貴族統治上層社會地位,因此,每當發生沖突,都以貴族意誌為轉移而化解矛盾。而做為直接參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意識心理活動的勞作者,只能墨守陳規地任其擺布而不能自主。

壹種靠鬥天生存的人質文明和壹種靠鬥人生存的爬行意識由這裏悄然衍生。

宗族社會的內在意識矛盾,是古代人類盲目生產方式的發展導致血緣倫理關系盲目擴大而必然在社會生活中引入個別血倫遺傳屬性的必然結果。人類從爬行社會中走來,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屬性遺留劣根,沒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觀的。人類最先衍生爬行血倫意識的實體,就是壹生都脫離生產鬥爭的貴族階層,因為在古代宗族社會,首領都是從生產地精英中產生的,其本質是人質本性的最高表現,而只有世襲貴族長者壹生不參加勞作,其歷史性長期積累,必然形成權貴群式沖破上層臨界取得政權,使社會發生質變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制造和自由使用生產工具畜力的勞作技能,用歷史的精神智慧,創立了自發人類群體物質社會的輝煌文明。在文化上繼承發揚了原始人類的神話傳說,以自己長期社會實踐文明生活,創立膾炙人口的民間歌謠。民謠中敘說了自發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啟蒙人類發明了土陶生產技術,土陶技術的產生,使自然人類依賴利用自然外在物質資源的勞作社會生產方式,轉換為能夠理解物質內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勞動智慧能自覺意識為特征,進行勞動創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覺人類社會。

第三,近代自覺勞動人類歷史期

古代自發人類在手工生產勞作過程中,歷史性發現土竈燒制後硬化現象,由此進壹步發明了專業燒制土陶的生產技術,後期,在土陶鑄造生產實踐中,發現砂礫高溫後產生硫化現象,最終發明創造了矽鈾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制造,是人類初期按自己意識文明,首先創造出物質世界理化規律中所沒有的再生新質態生命文化。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第壹項古代重工業,其標致,結束了物質世界自然性盲目緩慢創造生命的本能現象。衍生了人類接替自然生命法則而進行人質技能再創造生命原理。

什麽是創造;創造是物質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態本能動運。

什麽是勞動;勞動是人類按客觀生命法則原理為模式,有意識進行創造物質文化和社會精神文明的實踐活動。

什麽是勞動創造;勞動創造,是人類應物質客觀發展規律反應要求,再創新質態生命體系的社會實踐活動。

創造來源於物質世界客觀繁衍生命的本能運動。

勞動是人類社會再造生命的物態實踐活動方式。

人是勞動的物態產物,人的本質是勞動的道德生命屬性。因此,人是以勞動實踐行為,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種。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於勞動人類來源於自發勞作人類,因此在勞動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帶有壹定主觀自發地歷史遺跡屬性。所以改造論認為:在手工勞動機械勞動歷史時期,是人類自發勞動生產地初級歷史階段。

人類創造物質文化的社會生產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發性自給自足的勞作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社會生存能量。使勞動成果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剩余產品的積累現象,創造論認為;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積累,尤其勞動文化的歷史積累,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再創造無限輪回歷史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即勞動資料是人類無限再創造物質文化的能量基礎,只有這種選擇,人類社會才能與自然界無限發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會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規律相統壹,人類才能在自然界中獲得生命的自由。

由於自發人類意識不能正確認識物質積累的歷史內在發展規律的生命法則。只能以遺傳方式選擇物質資料的消費生產方式,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社會生活需要,這種方式相對依賴自然地原始社會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與勞動創造的新質態生產方式則是落後的。因此,人類在勞動初期的自發性社會歷史階段,延用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選擇,與歷史發展規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產生了與歷史發展相矛盾的雙重性文化代溝,即社會的個性與歷史的共性的雙重矛盾。反應到人類社會就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

自發勞作人類在進入自覺勞動生產社會,面對社會剩余勞動產品,盲目順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選擇可專業從事手工勞動的生產作坊社會行業。隨著手工勞動專業的逐漸增多,發展成專業從事勞動剩余產品的物化交流方式,這種方式的實體就是市場。

市場的生產,使勞動人類社會內部產生分工。人類在分工變化中,產生了多樣性追求現實生活中的直觀消費心理意識。

把剩余產品從事勞動需要中轉換出來,通過市場媒介,再以消費的方式轉換到勞動的個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謂市場流通。

為了平衡多樣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數態價值,人們發明了計算生產商品之間等量互為標準實體——貨幣。

貨幣的產生,像物質上帝壹樣,把人與社會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為金錢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會成為既是商品的生產力,也是商品的消費者,從而抹殺了勞動創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級生命物種的歷史本性。

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人性化,使得個性的人為了追求物質剩余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強化積累財產的價值意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弱肉強食的生物鏈使人類社會失去了血緣倫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個性財產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族社會的家庭生活範疇,在這種範疇中確立了父系為家庭生活經濟來源地主導地位。因此父權制是私有個性自由家庭的產物。正是父權制的轉換,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會制度。

隨著人口和所有財產的增加,以往宗族占有自然區域的領地,已不能滿足自發性意識的物化要求。為了個性物質經濟的財產利益,不同宗族間發生了爭占領地的矛盾沖突行為。

宗族間的利益沖突,對宗族社會的上層管理者——首領及長者集團提出了如何解決社會矛盾沖突的政治課題。為了貪婪生存物質利益,宗族上層延續了爬行物種弱肉強食的生物鏈邏輯,利用武力解決宗族間沖突爭端的選擇,宗族戰爭由此開始。

在戰爭中失敗的宗族,連人帶物及其財產領地,成為戰利品歸勝者所有。戰爭來源於財產的爭奪意識中,是爬行物種遇食必爭的野生屬性。

勝利的宗族上層,按戰爭中功勞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財產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祿,由此不靠勞動創造,而靠掠奪占有為生存意誌的暴力寄生等級社會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級社會,上層統治占有者可任意蹂躪踐踏被統治者的生命和占有勞動成果。在私有意誌的有意剝削和壓迫中產生了階級。階級是私有意識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產物。

連續的宗族戰爭,財產達豐膨脹,激發了統治者的野蠻的精神意誌,並豐富了上層階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內容,尤以世襲貴族階級,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無情的揣殘蠶食被剝削者的生命和財產。

戰爭反映到人類社會,使得宗族社會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組織機體發生了復雜的內在群體變化。為使戰敗的宗族俘民統壹在宗族統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識中。產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會。

民族的產生,是宗族社會矛盾激化的社會產物。為了強化民族精神意誌,統治者別有用心的把人類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話圖騰,用人性的外表,裝扮首領為真命天子並虛幻為與世長存來麻醉和欺詐人民的精神意誌。為此產生了宗教意識形態。由於宗教意識來源於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沒有歷史,只能靠夢囈般的胡編亂造來強化莫須有的現實生命的假設和虛構,沒有壹絲的生命實體和屬性的簽證。使人類思維永遠停滯在盲目與虛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現實可以假想,但歷史不容虛構。宗教的本能,是用無知來欺騙蒙味心靈精神意誌。最高目的,達到私有意識統治社會長治久安萬世不變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權力的最高表現。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種權力教化意識欺詐人民統治社會。

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會內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階級上層意識形態,利用宗教儀式和政治權利,制定了以通知階級意識為轉移的法律規章制度。法律是統治階級自由意識的靈魂。

為進壹步鞏固統治階級的社會利益和對外擄奪,統治階級組織了征戰領地、弱肉強食的獸性武裝實體——軍隊。私有統治階級眷養的軍隊,是人性化肉食動物蠶食人類生命的罪惡殺手和走狗。

階級社會的統治者,以壹套爬行屬性的人性化組織結構、政治、宗教、法律、軍隊等適應私有經濟利益的社會意識形態,壹躍變為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私有意識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權管理歷史範疇。因此國家是私有制的社會產物。

國家的形成,使人類社會進入明朗化的雙重性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爬行物種為生命屬性的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勞動為生命特征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勞動人民階級的歷史生活意識形態。

這兩種階級的互為關系是:勞動階級創造物質,剝削階級占有物質。在階級社會歷史階段,只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無第三者階級意識的形態。

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索取與占有。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創造與奉獻。

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統治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通知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之所以被剝削,是因為沒有文化占有權而只有歷史文化的實踐權。

階級社會做為爬行物種遺留給人類社會最後的,也是最反動頑固的野生物性,以蠶食人民骨肉和血汗為統治生存特征,分別以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武裝帝國主義社會,最終到蠶食自然地資本帝國主義社會,走完了由個性腐敗。階級腐敗、民族腐敗,以致社會腐敗的整個私有意識的野生爬行史。

資本帝國主義是現代私有制意識以無限消費生活為原則,達到無限物質占有欲望的反動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以往人類社會經歷中,是以武裝行為直接蠶食人類生命,而到了生態社會,是以武裝為後盾的蠶食生態生命,生態帝國主義的精神意識,是倡導世界全民腐敗蠶食生態。最終結果是滅絕人類,私有自由意識觀念代表爬行物種的生命屬性反映,是人類文明史中的萬毒之源。

給私有統治階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應有的本質定性,是歷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階級都要在階級社會有明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因為歷史必定要給每種社會物種屬性驗血定性的。

勞動人民在長期勞動創造實踐方式的歷史生活過程中,創造了思維意識生命實體——語言與文字,詩壹般謳歌了勞動人民精神文明的歷史贊歌,記載了勞動勇敢創造物質文化的滄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質支撐著人類社會生命由蒙昧向科學發展過渡,因此勞動人類是歷史的主人。

在階級社會,從勞動人民被淪為奴隸而奮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幾千年悲壯辛酸的歷史中,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同統治階級的獸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盡管勝利的果實被新興剝削階級利用文化所欺騙和榨取,但歷史賦予勞動人民必然戰勝反動腐朽落後的舊世界的關系法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是人民的,勞動人民用血與汗推動階級社會在腥風血雨中亢奮前進。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誕生,結束了勞動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以無產階級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歷史舞臺。巴黎公社代表無階級向統治私有階級打響第壹槍,勞動人民以自覺的人生姿態,用以牙還牙的革命武裝,不怕犧牲,應用奮戰,以歷史的正義戰爭,消滅了帝國主義橫行壹世的獸行武裝勢力,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無產階級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當今的歷史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歷史,無產階級以光榮的勝利還原了勞動人民的歷史本質,以欣欣向榮的飽滿精神氣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中,向共產主義前進。

什麽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組織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同所有統治階級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什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思想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集中表現,人生的宗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什麽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關系的勞動人民大眾。歷史使命是消滅所有階級現象,最後消除自身的階級屬性。使人類進入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歷史社會。

什麽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生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消壹切階級的存在,確保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修正主義黨徒夥同社會在野的資本主義走狗,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相勾結,以發展生產力作為口號,背叛並反對共產黨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黨。利用私有意識在勞動人民中的社會余毒,誘導人民為個人利益奮鬥,在人民中間大肆該改進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政治錯覺,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威信,最終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用幸福的諾言取代革命的口號,取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革命意識,去掉無產階級的政治主任本質,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暴力而解除政治權利,最終把無產階級轉變為新型生產關系中的牛馬機器的生產力,打入社會最低層的法制公民,任其新興私有爬行資本官僚任意宰割。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罪魁禍首------修正主義所閹割。除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率先領無產階級繼續高區革命旗幟不動搖,其余各國,均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而脫變為黨國資本主義,更有甚者,公開敵對共產主義運動,其反動氣焰囂張,歷史絕不能容。

東歐巨變,中國改革開放,震醒了無產階級的文化思維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會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變行呢?主要因為社會國家選擇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意識錯覺,這種錯覺,誤導了無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本質文化的基本認識。

以往共產主義認識的出發點,都是以經濟學的概念為原則探討共產主義的文化真諦,但經過歷史的發展證實,在經濟觀念的理論與實踐中,不存在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為什麽,因為經濟觀念,要在人的主觀盲目自發的選擇利用自然環境和簡易生產工具,與自然界進行自給自足生存物質資料消費需要的勞作實踐生產方式。

利用自然環境中即成的物態實體進行改造,制造成自然的生產工具,自發利用自制工具,生產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物質生活消費資料,最終實現由利用自然環境達到改造自然環境的養生能力條件,是自發人類盲目客觀順應客觀變化通史優生劣汰法則的必然結果。

自發人類改造自然的勞作生產方式,增強了自然生態或然比例消費的養生能力,是人類獲得了適者生存的主導權,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質資料消費生產方式,適應自發人類與自然進行自發性自給自足生存鬥爭的生活法則,在這種法則中,因為沒有剩余物質產品,因而社會中不存在物質財富的分配之爭,人們都在自發性血緣倫理社會道德關系中,進行自發性勞作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到了勞動人類社會,勞動的創造性生產方式超越了人類自發性的勞作生產方式,使人類進入了質變發展的歷史時期,由於勞動的物態性能,是人類反映物質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質變規律的創造物質文化的結果,因此在無比強大的自然能源去驅動下的勞動實踐生活中,產生了包括勞動環境在內的社會剩余物質產品和豐富的勞動文化。

勞動人民在剩余產品的關系認識,是把勞動剩余產品,當作在創造的社會物質基礎,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勞動人民以奉獻精神和創造行為積累了與物質世界有著本質聯系共同發展的客觀文化通史的文化觀,既世界觀,因此世界觀是勞動結晶。

由於勞動來源於古匠人自發生產的社會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勞動初期的古匠人上層社會管理者,既首領,酋長及長老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受傳統自發主觀現實生活習性的局限束縛,便以盲目意識順其自然的繼承了以消費為生存目的的勞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代替勞動創造的生活方式。

勞作產生方式的管理,不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為目的,由此選擇以現實量化變異的勞作消費生產方式取代歷史質地變異的勞動創造生產方式,使人類社會於文化通史發生了質量互換錯位的矛盾存在。

把勞動創造的歷史發展需要的剩余產品當做人的現實消費需要的生活資料進行社會自由等級分配,最終確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發經濟意識。

經濟意識把勞動產品轉換為物質財富,任由上層建築管理者隨意分配。由此產生了私有意識形態,並相應引進了占有與索取的、弱肉強食的爬行物種的各種野生屬性,使人類產生了以私有統治階級為主導的階級社會制度的歷史階段。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統治階級------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爬行統治者,把歷代被勞動人打到的反動,腐朽、落後的舊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質經濟文化的主觀的歷史哀樂,新興的剝削階級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經濟利益竊為已有,過上了舊皇帝般糜爛的天堂生活,壹個皇帝被打倒,千百個皇帝站起來,把爬行意識人性化發展到極限,就是資產階級偉大自由革命的勝利結果。

經濟意識,是爬行所有制統治階級為了既得利益壹手經營的,蒙騙歷史的詭詐伎倆。

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中,勞動人民是市場共需分配的廉價生產力,勞動本是創造的產物,但卻得不到本質自由,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永遠都不能解決的社會本質矛盾看,資本家只講怎樣利用生產力,獲得既得利益,而對歷史的發展要求決不關心所以資本主義只有現實沒有歷史。

勞動人民按客觀發展規律,創造新的生態世界和宇宙世界,以達到與宇宙生命無限發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則中,人類的勞動能量永遠是不夠的,在勞動論中,人不是多余的社會產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體。

勞動人民奉獻性創造物質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精神意誌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生存鬥爭的文化形態。

物質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諦。

自然界演化人類決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邏輯。自私自利心底邏輯的存在依據,是爬行物種對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應。

爬行物種只知蠶食和消費物質生命而不知創造生命,唯壹創造的事實是寄生腐敗的糞土文化。

人類從爬行動物王國中走來,要徹底消除凈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鏈的意識形態,是要付出壹定歷史性鬥爭代價的,關鍵的問題,是勞動人民怎樣確定人類文化的本質真諦,要達到這壹目的,只有到物質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類千百萬自我完善的發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屬性的開始,使人類進入宇宙文化萬裏長征的第壹步,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人類這壹偉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體系,就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產主義文化事業,人類社會的必然中,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共產主義的文化鬥爭。

利用經濟理性約束人的本質生活行為,是人的主觀自發意識盲目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什麽是主觀意識,主觀意識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確立自然本質規律中所沒有的虛擬的心底邏輯意識現象。在自然界的內在本質規律中,根本就沒有什麽階級、政治、法律、宗教、民族、軍隊、國家等等由人的主觀邏輯所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人的意識是自然規律的產物,脫離了物質規律所制約的意識,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體系,因此按人的意識所擬定的經濟社會理念沒有規律,階級社會的統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邏輯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滾打,最終還是以蠶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為基本生活原則。

在勞動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麽上層建築的意識經文,勞動人民也不是什麽經濟基礎,更不是什麽牛馬機器的生產力,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以勞動方式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實體,勞動人民就是以這種實體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的生存文化鬥爭,壹切與勞動人民戰天鬥地的勞動行為毫無關系的社會意識形態,都不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屬性,因此從經濟社會這種的為臆造的,遇食則爭,遇難則逃的爬行心底邏輯意念中找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霧裏看花,水中望月,把共產主義找沒了。

綜上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文壇政客所故弄玄虛的經文典故,創世碑文,都是為爬行私有階級服務的意識體系。無產階級受舊社會發家致富傳統文化的影響,盡管有發財的意識,但沒有發財的社會物質資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夢,最終淪為牛馬機器的下層社會奴役,丟掉了主人的屬性,同時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無產階級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就是沒有真正確定自己的文化體系。

什麽是文化?文化是物質生命的最高表現,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東歐發生巨變,是無產階級沒有明確的真正文化體系,而使無產階級失雲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資本主義道路。

民族經濟是無產階級不能統壹的文化根本。

什麽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界創造行和奉獻的生命則演繹人類無限通史發展的必然文化結晶,因此相對人的意誌,共產主義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

宇宙物質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華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以勞動創造生命質變運動的規律為生活法則,反映到社會的實踐方式中,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存在,是人類正確反映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因此共產主義社會的實踐是人為的,當人類科學思維認識到共產主義通史文化和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應統壹的理性思維概論體系,就是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不能從經濟觀念中教條的擬定共產主義文化本質經濟共產主義認為當人類的物質財富達到壹定按所需的社會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是不能說明共產主義的生命法則。以往歷史中的皇帝貴族和當今的資本家,他們的物質財富何止達到個性的所需,可他們卻從不承認共產主義,恰相反,他們都在拼命反對共產主義。

經濟共產主義是壹種人為的相對想象,人類不是經濟產物,人類是勞動的產物,所以相對勞動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真諦,在勞動論的意識理論中,物質不是財富,而是文化,把物質當作財富是私有意識的心底反映。

在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時候,通常把物質現象叫做物質文化通史,而沒有物質財富通史,或物質財富歷史,財富是人類主觀占有意識的盲目心底邏輯。

共產主義不是人的主觀擬定的文化實體,而是客觀世界作用於人的最高文化產物,人類的物質需要,首先要以適應物質世界發展規律的要求為依據,才能體現出共產主義的文化法則。

由於共產主義是文化通史的產物,在人類產生那天起,就已經伴隨這人類存在了,讓人所迷惑的,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頂點,是不能徹底認清共產文化的理論真諦。人類通常所論述的共產主義原理只是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反映勞動人民不同共產主義生活內容,自馬克思主義誕生那天起,人類才開始以自覺的科學意識對共產主義文化進行實踐性的探討,這是歷史的客觀必然,這種必然為人類最終完善共產主義原理開辟了必然之路。

人類的文化通史與人類的社會文明,是兩種不同形態相輔相承的意識概念。

人類文化通史,是認識物質客觀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識概念,既人的宇宙觀,也叫世界觀,人類的社會文明,是人類在認識物質文化後所反映的主管意識概念,既人的文明觀,也叫人生觀。

人類文化通史認識論的思維法則,是充分明確物質生命由產生為啟點,通過成長為守恒過渡,最終到消亡轉換為之質變臨界的整個文化周期及其輪回發展現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於社會文明是客觀於主觀的兩種概念。

人類社會文明,是由每壹代人為量化演進特征逐漸完成人類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內容,人類的主觀意識是認識客觀通史是個文化過程,不通過壹定歷史實踐的過渡形式,而達到完全認識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確鑒定文化的本質真諦,因此人類的實踐活動受代溝的影響,反映客觀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類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動方式,由於在進程中認識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復性,所以人類的主管社會文明實踐活動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但客觀文化通史,是絕無反故的。

人類的客觀文化通史,決定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部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內容,這說明,不明確認識客觀文化通史,就不能夠找到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當今人類社會已以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首要課題。

當今人類社會已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的首要課題。

共產主義文化做為人的本質生活屬性,離人的意識並不遙遠,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現實生活中,人類社會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個人每做壹件有益於社會文明的事件行為,都是共產主義文化通史大廈壹滴水,壹粒沙,壹塊磚的量積累。共產主義的生命本質,就是伴隨著人類的血緣倫理關系和無私奉獻戰天鬥地社會實踐行為,經過千百萬年的滄桑巨變史,實踐了由蒙昧共產主義發展過渡。

在階級社會,由於人的意識沒有過渡到歷史的至高點,因此還不能認識共產主義的最高文化境界,這使得人類思維還徘徊在自發人類的遺傳意識中摸索前進,在勞動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剝削階級進行人獸之爭的鬥爭中,不能真正認識到私有剝削階級的爬行社會屬性,使鬥爭必然的出現反復的實踐驗證。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最後歷史階段,人類的社會背景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人質文化同私有制階級的爬行主義獸性文化的階級鬥爭大決戰,所謂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武裝鬥爭,都是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進行以牙還牙的革命鬥爭形式,只要無產階級進行鬥爭,就能消滅壹切階級敵人,因為剝削階級離開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動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鬥爭。

在階級社會,對無產階級的勞動任命而言,只有階級鬥爭,才有生命的主導權,放棄階級鬥爭,就是拋棄生命屬性,這是階級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無論資本主義及其壹切走狗,宣揚什麽改革開放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詐諾言,其鬥爭的目的。就是迫使無產階級不要搞階級鬥爭,要做安分守法的社會順民,只有無產階級當順民,剝削階級才能順利發財,這是現代剝削階級最高心願。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當今世界,是人類結束自然生態社會進入科學生態社會歷史階段,既人類由原始社會到科學社會,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應以質變飛躍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學生態的文化通史領域。

發展論認為:人類由原始社會過渡到至今的科學社會千百萬的文化史,是人類在宇宙物質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態第壹輪文化通史的整個周期,相而繼之的,是第二輪科學生態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學勞動創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態重建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發展做準備,從實質上定義,是進行第二輪宇宙文化的初級階段。

為什麽要進行重建生態的文化革命,因為當今生態世界已不具備養生有機生命物種的生理功能。

生態學認為生態的產生,是地球於水質星相親相愛,共度時空密月時,水質星遺留地球上的暗物質,通過水質星創造的原始自然大氣環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擴展到整個地球領域的有機生命體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態的狀況是,幾十億年有機生命的演變過渡,水質星制造的大氣環境趨於弱化,早已不具備衍生高能有機生命的生理機能,這使得生態逐漸失去對有機生命的守恒養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後衍生龐大恐龍家族直至滅絕為證,宣告自然生態養生能力的鼎盛時期以成為歷史的過去,自然生態開始不如自我消亡轉換的末期,有機生命逐漸哀退和瀕臨滅絕,自然生態到了最危急的歷史時刻。

生態能滅絕嗎?發展論認為,自然生態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則完成了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第壹輪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處在向高級科學生態進行質變飛躍轉換的歷史臨界,而承擔創造科學生態歷史使命的創造者,就是現代的人類社會。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現代的科學人類是最偉大的人類。

人類將以科學技術的能量拯救瀕臨滅絕的自然生態世界,使生態環境恢復到歷史的最佳生命狀態,確保人類於宇宙無限發展,人類的最高生命法則,是與宇宙同在。

再過兩千年,人將承擔創造宇宙生態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輝煌壯觀的大漫移運動。因此重建生態家園,對人類的無限發展,有著至關緊要的必然生命文化關系。

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觀文化通史創造了人類,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的現實指明了明確的生活方式合法無限發展的歷史模式,人類所經歷的千百萬年的生命史,只是萬裏長征的第壹步,是認識宇宙的啟點,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寄與人類的期望,是永不熄滅的無限發展。

可現代的人類還在做什麽呢?面對生態環境惡性轉換的緊要歷史關頭,人類不是團結起來,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親-----人類的生態家園,而是呼號著全球經濟理性化的腐敗哀歌,肆意踐踏和蠶食生態,未來既得經濟利益進行惡性爭戰,制造人間煉獄,大有滅絕人類的囂張氣焰。

現代私有資產階級系列,繼承祖先不剝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屬性,以階級腐敗、民族腐敗、殘害人類為歷史,如今又誘導人類經濟消費壹體化的全民腐敗經濟理性,向曾生育人類的母親----地球自然生態張開泯滅倫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慘無人道的瓜分和掠奪,為經濟利益而戰,不管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經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沒有血緣倫理道德獸性本質。

以步入老態衰頹而又病疫沈重的母親生態,不斷地從歷史中向人類發出危急的呼籲,有壹首詩,傾述了自然生態的內心道白:“不要蠶食我的肌體,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麗的生命,也沒有能力撫育可愛的生命。我憐惜因我無力失去生命的種親。我更痛恨因殘喘而向可愛的生命散發染疫和災難,就要再見了。舊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於生命法則的輪回,只有人類,才能再創造生命的輝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時,人類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著母親的來臨,我期待著和人類壹起,奔向無限的宇宙時空。,聽吧!看吧!這就是自然生態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無限的宇宙先知,永遠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舊生命的消亡,也呼喚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興衰,不可抗拒。

人類真的能做母親嗎?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莊重地向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天生無私奉獻,善良慈愛的母性和勤勞勇敢、不畏艱難的父性,是創造未來所有物質生命的再生源泉,這是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最高級的生命屬性。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代表全人類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為共產主義是宇宙文化和社會文明的精華。

人類自以勞動創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規律創造生命的文化法則,並以這種法則為自我發展的客觀依據而創造出再造新姿態生命的勞動工具那天起,已經是成熟的高級生命物種。這種成熟,標誌著宇宙中壹位偉大新母性文化的誕生。這種新母性做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圖騰支柱,就是共產主義品質。

因母性的誕生,使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發生了質的變化,人類將以博大的工產主義宇宙母親的情懷,重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來。珍惜壹切生命,是共產主主義與自然界血緣倫理關系的道德本性。

開辟未來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新科學生態的生命升華,使人類進入科學生態工產主義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廁從事爭分奪秒拯救自然生態的文化運動大革命。這是宇宙世界對人類前所未有的歷史考驗。人類必須承擔生命法則所賦於的歷史責任。

生產主義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必然發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勞動者。人與人之間沒有沖突,沒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緣倫理的道德法則中,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社會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與發展的文化革命鬥爭。

只有共產主義文化,才能拯救舊生態創造壹個新生態。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文明才能消除舊社會改造壹個新社會。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分水嶺,就是創造生態的新社會和蠶食生態的舊社會的質地差異。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的生命法則,以到了質變轉換最危急的歷史時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壞,病疫的漫延,物種的滅絕,尤以更為嚴重的,是直關整個有機生命空間大氣的變異等等令人怵目驚心,毛骨聳然的生態環境的消亡惡化,向人類及其壹切生命發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給人類挽救生態的有效時空,以不足二百年的歷史空間,按現代人類消費能源和汙染大氣的科學技術發展,不過三百年,人類將處於無力回天,束手待斃的悲慘歷史境地,物質世界決不賜給違背規律的生命以壹絲的僥幸永存的幻想。

覺醒吧!不要為了時代的幸福而讓歷史的後代滅亡。人類是對歷史負責的人類。只為自己負責,是爬行屬性,不是直立人類。人類所經歷的歷史教訓是:在自然災難面前,人類的生命是脆弱的。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制造歷史的災難,是歷史的罪人。

現代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四種文明特征:

壹、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共產黨人,最徹底的勞動者。

二、是發展文化的科學家,最忠誠的勞動者。

三、是創造文化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偉大的勞動者。

四、是爬行物種的私有主義者,是蠶食生命的人間敗類。

面對生態大荒歷史性大變異的時空歲月。人類只有壹條選擇之路,那就是共產主義文化。

人類面臨最緊迫的歷史任務,就是實踐勞動無產階級最偉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產黨人行動起來,代表人類文化通史的無限發展,正確地選擇了共產主義生命之路為人生目標,是偉大的生命壯舉。

全世界科學家行動起來,妳們是人類科學革命的文化先鋒。

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起來,妳們是歷史的主人,世界靠勞動人民所創造。

新的歷史時期,為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務。

這壹革命任務的中心,就是堅定不移的全面總結人類以往經歷的、現實實踐的、以往未來必然發展的本質生活真諦。

真理的產生往往是在少數人的思維文化中,這種少數人的實體,就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因此共產黨應以科學文化相結合,科學的論證共產主義文化內涵,以共產主義文化為勞動人民生活法則,最終解放全人類,這是每壹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共主主義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將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壹)辯證的唯物論

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世界觀和哲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兩個方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及歷史形態。唯心主義的根源、基本觀點及主要形態。舊唯物主義的成就和缺陷。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把實踐作為考察精神和物質關系問題的基礎,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和唯物辯證的歷史觀的高度統壹,是唯物主義發展的最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壹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世界的物質統壹性和多樣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範疇及其意義。世界的統壹性在於物質性。物質世界是多樣性的統壹。自然界的物質性與人類社會的物質性。堅持壹切從實際出發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壹元論的根本要求。

3.意識對物質的依賴關系和能動作用

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的主觀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動。意識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意識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意識的能動性及其主要表現。發揮意識能動作用的途徑和條件。

(二)唯物的辯證法

1.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聯系和發展的科學。

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從普遍聯系的總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功能。世界是永恒發展的過程。物質和運動的關系。運動和靜止的關系。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規律是客觀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系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的辯證關系。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唯物辯證法,防止形而上學。

2.對立統壹規律

對立統壹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矛盾的含義。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的同壹性和鬥爭性及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關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3.量變質變規律

量變質變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形式和狀態。

壹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壹體。質、量、度。掌握適度原則的重要意義。

量變和質變的含義及其基本形式。量變和質變的相互關系。

4.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辯證的否定觀和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否定之否定。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

(三)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1.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

實踐的含義和基本形式。實踐的客觀物質性、主觀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

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基本含義及其相互關系。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

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以及認識的目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2.認識的辯證運動

認識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辯證關系。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實踐。認識對實踐的能動作用。

認識運動的不斷反復和無限發展。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壹。

認識辯證運動的原理是無產階級政黨群眾路線的重要哲學基礎。

3.辯證思維方法

辯證思維的實質和意義。

辯證思維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抽象和具體、邏輯和歷史的統壹。

4.認識的真理性和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及其客觀性。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及其辯證關系。真理問題上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

真理是具體的。真理和價值的關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的關系。

5.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壹致性。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線是實際工作中的認識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四)歷史唯物論

1.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社會形態

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

自然環境和人口是人類歷史的自然前提,使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環境、人口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

人類社會是壹個由社會物質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意識結構構成的復雜的有機整體。

社會經濟結構即壹定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生產力的要素和構成。生產關系的構成和類型。

所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生產關系與階級關系。

社會政治結構是指壹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及其結合方式。

國家政權是社會政治結構的核心。國家的起源、本質和職能。國體和政體及其相互關系。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基本職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實質及其兩重性。

社會意識結構是是由各種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按壹定關系和方式組成的有機系統。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形態屬於思想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進步性和階級局限性。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長期性、復雜性。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社會的物質關系和思想關系。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壹體。社會形態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範疇的方法論意義。

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形態發展的統壹性和多樣性。

3.社會發展的動力與規律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壹切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社會基本矛盾是壹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壹般進程。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標準及其意義。

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當代新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推動作用。

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階級社會形態更替的決定性環節。

改革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4.人與社會發展

社會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社會歷史規律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社會規律的客觀性。社會規律實現的特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是客觀規律性同人的自覺活動的統壹。社會歷史觀上的唯意誌論和宿命論。

人民群眾是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

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

人的價值及其實現。衡量人的價值的尺度。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群眾、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樹立集體主義觀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發展。

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


普遍的運動


如果我們重溫前面的十五章,並且想用壹個公式把所有的內容總結起來,結果只能夠得出:

壹切都變化,都在永恒運動中。

人類從原始的無階級社會走到劃分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又讓位給明天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壹種代替另壹種;就在每壹種方式消滅之前,也是不斷地變化。今天的統治階級和支配羅馬帝國的奴隸主階級大不相同。現代無產階級和中世紀的農奴完全不同。19世紀初期的小工廠資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羅訥——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板相差十萬八千裏。壹切都變化,壹切都在永恒運動中。

在壹切層面的實際上都看得到這種普遍的運動,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層面。個人變化,受不可改變的命運支配。人們誕生,長大,成熟,變成大人,然後開始衰老,最後死亡。這樣的命運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個人壹樣。人類並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布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壹些生物種類,例如第三紀的巨大爬蟲類,已經消滅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動物的種類此刻就在我們眼前正在消滅中,部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地球的生態造成無政府而野蠻的擾亂。

我們這星球本身也不會永遠生存。能量喪失的定律註定了它終有壹天難免消滅。它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將來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從壹次行星集合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這不過是宇宙間無數次同類的星群集合運動之壹。

運動,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這是物質性的。物質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構成。原子結合成為分子,各種分子共同形成地殼和空氣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氫以壹定的形式結合成為水;其他分子構成金屬、酸類和堿類。

在某種條件之下,無機物質的演化產生出有機物質。由此造成植物和動物這些有生命的種類的演化。在這演化過程中出現了高等的生物種類:哺乳類。哺乳類中的類人猿經過進化最後變成壹個新的種類,就是人類。

辯證法,動的邏輯

既然普遍的運動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應該能夠從物質的運動、人類社會的運動以及人類知識的運動中發現共通的性質。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聲稱揭示了這種共通性質。

辯證法,即動的邏輯,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自然辯證法,這完全是客觀上的,就是說,不受人的計劃、意願和動機影響。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在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後,人類能夠利用自然規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產和自我實現的條件。

*歷史的辯證法,起初這主要是客觀上的,但是,到了無產階級起來根據預先決定的計劃來改造社會時,這個革命方案的出現,使歷史辯證法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雖然這個方案的制作和實現是聯系於客觀且現已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受人類意誌決定的。

*知識(人類思想)的辯證法,這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法,是理解的對象(壹切科學的對象)和企圖理解者的主觀行動不斷地交互作用的結果(企圖理解者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他們的社會處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勞動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這些工具受現行社會活動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觀辯證法的發現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識歷史的壹個方面—辯證法最初由赫拉克裏特斯(Heraclites)等希臘哲學家提出,然後由斯賓諾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爾和馬克思完成—人們很容易傾向把全部辯證法化為客觀與主觀的關系,這就錯了。不錯,我們所有的知識,包括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知識在內,都是以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為媒介而學到的。同樣不錯,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社會實踐都受我們生存的社會條件決定。但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知道(由許多實際的證據證明並且重復證實),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現,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現,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現,這種運動不受人的行動、思想或人的存在影響。這是客觀的唯物辯證法見解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知識擴大並且更富於科學性時,它更接近於實際時(知識與實際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這主要因為實際永遠在運動中),知識也就更密切地追隨著客觀的物質運動。我們的科學知識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正是因為辯證法自己的運動越來越符合物質的運動。換句話說,知識的規律和唯物辯證法所使用的理解實際的方法,越來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觀實際的普遍運動的真實規律。

必須指出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之間壹點重大的區別。所謂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包括我們對於壹切科學(自然科學也在內)其起源和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在內。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決定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夠提出和解決壹個時代的若幹個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問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出現,與物質的轉變有關系,尤其與勞動、勞動工具、科學研究工具等等的轉變有關系。不過,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譯按)只是間接性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受物質性的階級利益直接影響。

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同了。社會科學同階級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關系更深切得多。在這方面,“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許多,由於這些觀念不過是思想層面上的表現,代表著社會保守或者社會革命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歸屬於互相敵對的階級立場的。我們並不打算把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說成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之有意的“代理人”,從事“陰謀”保衛既成的秩序或者“組織顛覆活動”,但是,顯然,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決定作用比對自然科學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樣,由於事情本來如此,社會科學的對象比自然科學受社會的結構和歷史的決定影響更切近得多(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而自然科學不是)。

辯證法和形式邏輯

辯證法也就是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或靜的邏輯不同。形式邏輯以三大定律為基礎:

(A)同壹律: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

(B)矛盾律: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

(C)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形式邏輯的特征,是采用那種把運動和變化擺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舉出來那幾條定律全都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從運動抽離出來。A始終都是A,當它不發生變化的時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轉化為它的對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沒有把A和非A結合起來的運動等等。這些定律顯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蛹的轉化為蝴蝶,青年變為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運動,新生物種類或者新社會秩序的誕生,兩個細胞結合成壹個新細胞等等。

從兩種觀點看起來,從運動、轉化和變化抽離出來是有用的:第壹,為了能夠在孤立的狀態下對現象作不斷的研究,增進我們對現象的知識;第二,從實用的觀點看,當所發生的變化是極小的時候,平常實際上就可以忽視。

如果我到雜貨店買壹公斤預先包裝好的糖,就我買糖的實際目的而論,“壹公斤糖等於壹公斤”這個等式對我是有價值的。無論為了弄甜我的咖啡還是為了計算我的家庭費用,所買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許只有九九九點八克,而另壹包也許只有九九○克,這些事實都是不重要的。從實際的觀點看,這麽小的差別很可以忽視。

這就是為什麽形式邏輯在理論和實用上都繼續使用著。這就是為什麽唯物辯證法並不反對形式邏輯而是吸收它,認為它是壹種有價值的分析和認識的工具。它是有價值的,只要我們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們明自,它不適用於運動的現象和變化的過程。當我們處理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辯證法的範疇,使用那些和形式邏輯不同、動的邏輯的範疇了。

運動,矛盾的函數

本質上,運動就是通過和趕上。從靜止的觀點看,壹個物體在同壹時間(即使是無限短的壹段時間)不能處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從運動的觀點看,壹個物體的運動正是它通過壹點到另壹點去。

所以,辯證法—即動的邏輯,主要研究運動的規律和形式。主要從兩方面來考察:運動作為矛盾的函數、運動作為整體的函數。

壹切運動都有原因。因果關系是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之壹,也是壹切科學的基本範疇之壹。分析到底,否認因果關系等於是否認認識的可能性。

壹切運動、壹切變化的壹個基本原因,是那變化中物體的內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體,壹切現象,都變化,都運動,都受內在的矛盾影響而轉化、而改變。在這意義上,人們常常把辯證法恰當地稱為矛盾的科學。動的邏輯和矛盾的邏輯,是辯證法兩個實際相同的定義。

研究任何物體、現象或者壹組現象,目的都應該是發現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發現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運動和動力。

例如,在這整本小書裏面,我們指出,在什麽時刻,由於社會裏面存在著敵對的社會階級而發生的階級鬥爭,對那劃分階級的社會的運動和變化起決定作用。在更大的範圍上,把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劃分了階級的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說,壹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某壹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產關系,即社會組織(分析到底,這也是以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著人類的演化。

簡化起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這些運動的規律、運動的主要形式以及辯證邏輯(即動的邏輯)的基本範疇。

(A)對立物的統壹和矛盾。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這決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斷想辦法把另方面擺脫,無產階級不想辦法禁止資本和工資制度,也就是想把資本主義換掉,資本主義沒有用“死勞動”(機械)來代替活勞動(工資勞動)的傾向。

(B)量變和質變。運動可以采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C)否定和超越。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認識的辯證法的其他問題

(A)內容和形式。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系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系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系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

(B)原因和結果。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占的東西。但是這種獨占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余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

(C)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悲劇,是這條定律極好的例證)。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誌”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系的。確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征(在第十七章第五節裏,有把這條普遍規律應用到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例子)。

(D)普遍和特殊。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盡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在壹百年中已經變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麽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幹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

(E)相對和絕對。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運動是連續和不連續的統壹”)。這就是為什麽辯證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

不過,辯證法常常被主觀主義地使用,變成“迷惑的藝術”,或者“詭辯法”。科學的辯證法是了解客觀真實的壹種工具,同詭辯或主觀辯證法的分別主要在於,現象和範疇的相對性本身,在詭辯家那裏變成絕對的東西了。他們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範疇的相對性只是部份的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且,必須把相對性也當作相對的。

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生和死之間的“絕對”差別,被過渡情況的存在否定了。於是詭辯家就說,壹切都是相對的,所以生和死之間的差別也是相對的。不對,辯證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別也有絕對的性質,而非只有相對的性質。我們不要因為生和死之間毫無疑問有許多中間階段,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否認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運動是整體的函數——抽象和具體

我們已經知道,壹切運動都是所考察的那現象或壹組現象的內在矛盾的函數。每個現象——不論它是壹個生物細胞,還是各種生物種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還是人類社會,還是壹個行星系,還是壹個原子——都有無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隨時變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的。它們組成有壹定結構的整個,組成壹個整體,壹個按照固有的邏輯構造起來的有機系統。

例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關系決非偶然。這是由於雇傭勞動者在經濟上被迫要出賣勞力給資本家,賣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質與此不同的相互關系構成其他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以那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唯物辯證法必須不放過每壹種現象,每壹個分析和綜合的對象,這不光是為了確定那些決定著現象的演變(它的運動規律)的內在矛盾。唯物辯證法還要全面地探索那種現象,從壹切方面去把握它,從整體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現實的某壹方面孤立起來,同樣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體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體地理解那個運動。

辯證法能夠在它的分析中結合無所不包的看法,這是它壹個主要的優點。“動的邏輯”、“矛盾的邏輯”和“整體的邏輯”,實際上是意義相同的辯證法的定義。那些非辯證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閉起眼睛不理會現實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覺得這些要素會把分析弄得“太復雜”的時候,就從全體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體都同時拋棄了。

當然,某種份量的簡化,在某種程度上把“整體”化為它的有決定性的成份,在初步處理任何現象作科學分析時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們壹定要記住,這個不可避免的抽象過程同時把現實變貧乏了。越接近現實,也就越接近那個富有無數方面的整體,科學分析和認識就是要解釋這無數方面的交互關系和矛盾關系。“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列寧)。“真理就是整體”(黑格爾)。

理論和實踐

辯證法是壹種方法,是認識的壹個工具。在歷史上,可以把唯物辯證法界定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這說法決不是對它客觀上的科學性表示懷疑,科學性也是需要在科學領域上不斷檢驗的)。任何壹種認識論都要經受壹種無情的檢驗,就是實際經驗的檢驗。

分析到底,認識本身並不是壹種超然於人類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現象。這是保存種族的武器,是壹種工具讓人類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所以,認識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認識的功能是使這種實踐完善。分析到底,認識的真確性是由實際的效果來衡量的。實踐的檢驗始終是對付詭辯派和懷疑派最好、最後的武器。

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近視的實用主義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短視的實用主義。許多時候,壹種科學假說的實際真確性,它到底是真是假,並不是馬上顯現出來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反饋、新的經驗、壹系列的“實際檢驗”,然後才在實踐上真正有效地證明為真確。許多人,盡管懷有最好願望和信仰,由於是印象主義者,眼光局限於外表,局限於現實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於歷史過程的暫時景象(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階級和社會層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會懷疑議會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或者懷疑需要國際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在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可是,到了最後,事實會確定哪種理論真正是科學的,能夠掌握到現實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體的運動,而哪種假說是錯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現實,把部份現實從有結構的整體隔離開來,所以不能掌握到長期的運動和運動的基本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階級社會的來到,會在實踐上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

人的生產和人的交往

變成人的這種生物是壹種非常特別的動物,它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很特別,身體上的缺陷也很特別。壹方面,身體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靈活、容易彎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體的視覺,它的舌頭、喉嚨和聲帶可以發出各種單獨和復合的聲音。它有高度發展的大腦皮層、大腦額葉、大腦溝回和頭蓋腔,而面部的面積相應地縮小了。這壹切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對於有意識地制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隨著工具和生產工作的完美化,這些優質也壹步步完美起來。

另方面,人類大多數的感覺能力和器官的發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別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種類。當原始人類被迫(也許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從樹上下來地面,靠草原上各種食物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們遇到猛獸既不能像羚羊那樣飛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樣爬上高處,又不能像鳥兒那樣飛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樣用體力抵抗。靠那樣的體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芻類動物。人在剛剛出世的時候尤其是軟弱無能,簡直是個子宮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賴群體中的母親(直立的姿勢使女性的骨盤變窄,無疑是造成人類太早分娩的壹種原因)。

建立社會組織的可能和需要,兩者都是由於人類既有那些優良品質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類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證取得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身體器官發展得太不夠強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種糧食。人必須利用工具(把他們的器官延長和改進)來集體地生產他們的糧食。這種生產靠群體的協同行動來保證。人類的嬰兒通過壹步步的社會化而成為群體的成員,並且學會作為群體成員的規矩和生存技能。

人類能夠有社會組織,人類嬰兒能夠壹步步社會化,必需人與人之間有優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種類動物群體內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類這種優越語言的交往方式(與大腦皮層的發展有關),使人類能夠發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把經驗的教訓加以保存、傳播和積累。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識的生產成為可能。在這意義上,人類各方面的特性(我們的“人類性”)是密切地互相關連的。正因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為人出世後還是子宮外面的胚胎,他們才不得不成為有意識的制造工具者,成為社會的動物,發展語言,把印象存儲起來,能夠對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夠學習、預料、思考、抽象、想象和發明。

人類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結合,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靈長動物也使用工具,有時甚至超過普通初級的水平。有些種類會實行本能的集體合作。有同樣那麽多的種類表現出有初級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類才壹步步越來越有意識地制造工具,根據連續的經驗,經過自覺的想象之後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經驗也由於交往關系的增加和改進而傳播了。工具的發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語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發明。手使腦發展起來,而腦由於改進了手的運用,又創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條件。

雖然似人的靈長動物轉變成人是以壹種解剖學和神經學的基礎結構為條件的,但是不能把這轉變還原到這基礎結構上面。“生產——交往”的辯證法造成了工具的制造、發明和改進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類生產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學習和預料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類實際上無限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人類的物質社會和文化變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會制度(例如沒有社會不平等或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違反人性”,實在是荒唐的。人類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都生活過而且能夠生活。這些制度沒有壹種得到證明為不可變的,或者證明為人類生存的絕對先決條件。任何斷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類進化的見解,都是把壹種傾向的存在(而且這種傾向還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會性與合作,同時並存的)當作它的實現了。史前歷史和成文歷史都證明,有些社會制度和條件讓我們能夠限制和阻止這種傾向的發展,另外壹些制度卻鼓勵它以最兇暴的方式表現出來。

“生產——交往”的辯證法支配著整個人的條件。人們所幹的任何事情都“經過頭腦”。人類生產跟動物取食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不是純粹本能的行為。人類生產壹般都是壹種“計劃”的實現,而這計劃首先在人的頭腦中出現。當然,這“計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腦把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活動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問題重現出來和重組起來的結果,而那種活動是人腦在實際生活中千百次經歷過和吸收過的。但是另方面,那種歸根結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把概念重組起來能力,又讓人類能夠發明,能夠預料,能夠想象自然和社會中還沒有發生的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只是假定的,它們將來的實現至少部份地是由於有這個預料。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它從根本上盡力對這生產——交往的辯證法加以考慮和解釋。

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

任何人類社會都要生產才能夠生存。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就是僅僅滿足營養的需要或者滿足社會所承認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制造,是任何更復雜的社會組織或活動的最初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說:人類組織物質生產的方式,是壹切社會組織的基礎。這個基礎決定其他壹切社會活動:人群之間關系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精神的生產、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這些所謂社會上層建築的活動,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附屬於那基礎。

這種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使許多人震驚。荷馬的詩篇、《福音書》、《古蘭經》、羅馬法的原理、莎土比亞的戲劇、米開朗基羅的繪畫、《人權宣言》、《共產黨宣言》本身——所有這些精神努力的產物難道真正能夠受當時人們耕田織布的方式決定嗎?想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從正確說明這個公式的含意開始。

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斷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直接並且立即地決定所謂上層建築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況且,社會基礎也並不簡單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更不是孤立起來看的社會的“物質生產”。社會基礎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的生產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所以,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經濟決定主義,而是社會——經濟決定主義。

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活動並不是直接從這些社會生產關系產生來的。前者只在最後壹步才受後者決定。所以在這兩個層面的社會活動之間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後要說,如果歸根究底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層面的現象和活動,那麽後者也能夠反作用於前者。可以用壹個例子說明這點。國家永遠有明確的階級性質,而且符合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可是它能夠部份地改變這個基礎。歐洲的君主專制在16至18紀之間,壹面抽取其他社會階級的收入來讓封建貴族避免經濟破產,壹面又發展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獎勵工場手工業和全國統壹的貨幣制度,由於諸如此類的行為而有力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

為什麽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結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為什麽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究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這有幾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著物質生產和社會剩余產品的人,同時也保證那些靠社會剩余產品維持生活的人們的生計:不論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們對這種依附性是接受還是反對,它始終決定他們活動的框架。因此社會生產關系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制約作用。生產關系有與它相配合而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又制約著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形式。

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

社會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辯證法,影響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之間的關系。對這些關系作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辯證法的復雜性了解多些,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強調其中的主動要素,關於這個要素將在本章末尾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構成壹切社會的基礎,在這上面建立社會上層建築。事實上,這兩個層面關涉到社會活動的兩種不同形式。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意識形態(哲學、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產、藝術的生產和科學的生產,是社會上層建築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當然,後者還包括國家機關的活動,這絕不僅僅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國家的問題在第三章討論過)。不過,除此以外,上述的區別似乎適當。

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壹種解釋,既解釋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發展,又解釋它們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關系。這種解釋綜合了四個層次:

(A)壹切思想生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物質勞動過程聯系著。它永遠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質基礎來進行。有些藝術起初是直接從物質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原始繪畫有魔術的作用,舞蹈起源於生產動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產結合等等)。技術革命對藝術、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有深刻的影響。像幾何學、天文學、水文學、生物學和化學這些科學的產生,都同農業灌溉、畜牧發展和冶金術的出現有密切關系。15世紀發現印刷術和20世紀發明無線電和電視之後,這些技術不但大大改變了思想的傳播,甚至改變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內容。電子計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很明顯。

(B)壹切思想生產都按照它本身歷史所特有的內在辯證法來發展。任何哲學家、法學家、教土或科學家起初都是學生。他們通過學習而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輩所生產並且傳下來的壹些觀念(或者觀念的體系)。思想生產者根據壹定的生產程序(這是他們在他們那壹行所特有的辯證法框架內所承接下來或者發明出來的)對這些觀念或有用的假說加以保存、修改、改編或者大大整頓。每壹代新人都企圖把所探索的題目中所出現問題的解答保存下來,或者加深,或者拋棄。有時他們發明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學、藝術、哲學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發現前輩拋棄掉的問題。

(C)但是這些對於觀念、藝術形式、科學假說的修改,並不是隨意發生,同社會歷史條件無關的。這要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約或者至少是促進。從拜物教到壹神教的發展,不是發生在僅僅從事狩獵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體裏面。關於勞動價值的科學理論,在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可能成熟。關於機械作用的物理學的發展,同機器的發展有密切關系,而機器的發展又符合特定的社會需要等等。

這些思想生產上的巨大轉變,又同社會結構所預先決定了的特定心理結構有關系。從13到17世紀所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偉大嘗試都表現為宗教鬥爭的意識形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宗教在封建社會裏達到了首席地位。同樣,從16世紀下半葉起,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造成壹種心理結構,把個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競爭移置到壹切思想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權利的理論、教育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德國唯心哲學、人像和靜物的繪畫、政治自由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D)最後,精神生產的發展,分析到底,是受社會利益的沖突決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伏爾泰的辯論、盧梭的政治哲學以及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興起的工業資產階級用來對付腐敗的君主專制和衰落的封建社會殘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認識自己的階級性質,了解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推翻這種社會對於自己怎樣有利——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樣明顯。甚至在今天,無可懷疑,星相學、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頌揚非理性的哲學、種族主義的學說或者那些叫喊“鮮血和土地”並且蔑視人類的學說,這壹切的作用都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反革命酵素,有利於釀成壹種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氣候。

上述這些見解並不等於說,在各個階級和思想生產者個人之間有陰謀勾結,也不等於說所有這些思想生產者都有意地參與了明顯策劃的政治方案。這種關系反映壹種客觀上的關連,可能(有時的確是)在主觀上定下來了,但未必壹定是這樣。思想工作者可以成為社會力量的工具而並不自知,或者並不想要這樣。這情況恰好證實了:是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既定的階級利益指定某種意識形態在某壹社會的構成和發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產力,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

任何人造的產品都是三種要素結合的結果:第壹,勞動的對象,這是直接或間接由自然生產的原料;第二,勞動的工具,這是人類制作出來的壹種生產資料,不論它的發展程度高低(從最早的木棍和經過制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復雜的自動機器);第三,勞動的主體,也就是生產者。由於分析到底勞動永遠是社會性的,所以勞動的主體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種社會生產關系之中。

盡管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對於壹切生產都是必要的,卻不能以“物化”的方式來想象社會生產關系——就是說,不可以把這當作是物與物之間或者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社會生產關系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只涉及人與人的關系。這包括了人們在生產物質生活時候彼此之間所建立的關系的整體。“關系的整體”不僅表示“在生產時刻”的關系,還包括進行物質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社會產品的各種成份在流通和分配過程中所引起的人與人的關系(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來到直接生產者那裏的方式、直接生產者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說,壹定的生產關系配合著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產資料壹定的復雜性(數量),配合著壹定的勞動技術和勞動組織。在最簡單的石器時代,很難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產主義。使用鐵器並且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創造出永久性的剩余產品,這允許階級社會誕生出來(奴隸社會、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等等)。以三年輪種為基礎的農業,造成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蒸汽機的誕生確保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難想象普遍實現自動化而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並不消亡,這也就是說,很難想象在壹個充份發展而且穩定了的社會主義之外實現普遍的自動化。

但是,如果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同社會生產關系壹般都互相配合,這種配合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這兩者之間可能產生兩種不壹致性。壹定的生產關系可能變成生產力繼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這是最明顯的征兆,表示壹種社會形態註定要消滅了。另方面,剛剛從勝利的社會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生產關系,可能比那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超前。這就是16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

這兩種主要的不壹致情形發生在深刻的社會劇變時期,這決非偶然。而且,這種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產力長期的下降,例如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的時代,或者東方哈裏發國家在中東衰落的時代。

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並不是機械的壹致,而是辯證的關系。正是這種辯證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上各大階段的繼承次序。每種生產方式都依次經歷誕生、生長、成熟、衰老、沒落和消失的階段。屬於哪個階段,分析到底,要看生產關系(起初是新生的,後來鞏固了,然後陷入危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逐漸有利,還是逐漸容許,還是逐漸妨礙。這種辯證關系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連很明顯。只有通過壹個或幾個社會階級的行動,壹套生產關系才能夠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種社會組織——就是在壹定時代壹定國度中的任何社會——都以某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為特征。壹個沒有生產關系的社會組織,就是沒有勞動、生產和生計的國度,也就是沒有居民的國家。不過,壹個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裏面並不壹定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些生產關系也不壹定是純種的。

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就是這樣的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它由實際的經濟運作,以生產力正常的再生產的方式,並且在社會上層建築某些因素的配合(相當重要的)作用之下,相當自動地再生產出來。許多國度的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個世紀裏的情形就是這樣。部落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千年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壹種生產方式是壹種不能由漸進、適應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變的結構。它的內在邏輯只有在被推翻的時候才能夠超越。

反過來,在深刻的歷史性社會劇變時期,可以有壹個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它並沒有穩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壹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產占優勢的時代(15、16世紀在尼德蘭,在意大利北部,然後在英國)。那時占優勢的生產關系不是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系,也不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產資料的自由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在今天官僚主義化的工人國家裏面所特有的生產關系也是這樣。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不能證明有穩定的生產方式。在所有這些過渡階段的社會裏,那雜種的生產關系都不是能夠相當自動地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的結構。這種生產關系既可能走到舊社會的復辟,也可能走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歷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許多因素決定,主要有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充分、在壹國裏面和國際範圍上階級鬥爭的結果、上層建築和主觀要素的作用(國家和政黨的作用、革命階級的戰鬥性和覺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也不壹定是純種的。生產關系很少是純種的。任何具體的社會組織都有不同種類的生產關系互相結合著:壹方面是現存的生產方式那種占優勢的生產關系,另方面是歷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從前生產關系的殘余。例如,實際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農業上都還有壹些小商品生產的殘余(小自耕農,不用雇工來經營),甚至還有半封建生產關系的殘余(收獲分成制)。在這種情形下,談到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是對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種生產關系的優勢地位足夠保證如下情況:這種生產關系由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自動再生產出來,並且支配整個經濟生活。

雜種的生產關系而有壹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可以舉出壹個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參看第七章關於不發達國家的論述)。在這種社會裏,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同時並存,在國際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的壓力下,以壹種無可選擇的方式結合起來。盡管資本占支配地位,盡管成為帝國主義體系的壹都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最重要的是,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並沒有普遍化,雖然這已經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這種情況為理由而把這些國家稱為“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產關系占優勢——這是許多社會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論家所犯的理論錯誤。[1]

歷史決定論和革命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是壹種決定論的學說。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它的發展並不是不可預見的偶然的遺傳突變所決定,也不是原子化群眾中的“大人物”所決定的。分析到底,這要用壹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用這結構的主要矛盾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

不過,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決定論的學說,這是在辯證的而不是機械意義上的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與宿命論不兼容。說得更明確些:任何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動的宿命論,或者變成庸俗的漸進主義,都是把它的壹個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類的選擇受到各種無法擺脫的物質和社會的限制所註定,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些限制的範圍以內,人類還是能夠鍛造自己的命運。人類制造自己的歷史。如果人類是壹定物質條件的產物,反過來這些物質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樣超越了舊的歷史唯心主義(“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歷史”)和舊的機械唯物主義(“人是環境的產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種見解包含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這提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的結論。

這見解的含意之壹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震動的大時代其結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壹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像古代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結局那樣。歷史不是直線進步的總和。過去許多社會組織都消滅掉而沒有留下多少痕跡,主要就是由於缺少了壹個革命的階級或者革命階級太弱,不能打開進步的道路。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壹個必要的條件,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為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為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並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於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後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斷定這些劇變在壹定的時代只能采取壹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裏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壹種更高級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時,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為它絕不像封建宿命論那樣認為某壹次的天打雷劈象征著報應,馬克思主義認為新社會的來到是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

異化和解放

在許多萬年中,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類只能盡力適應自然環境,每壹個小群有它自己的環境。人類被囚禁在狹窄而緊迫的眼界之內,盡管有些原始社會能夠顯著地發展了人類的潛能(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

在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之中,人類壹步步做到把這種絕對依賴的關系翻轉過來。它做到征服越來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們,馴養它們,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增加生產,把需要多樣化,發展人類的潛力,擴大社會關系,最後達到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並且局部地統壹起來。

但是人們越做到在對自然力量的關系上解放自己,在對自己的社會組織的關系上就越被異化。生產力增長了,物質生產進步了,生產關系變成階級社會的關系,那時人類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個生產或者全部的生產活動了。因此人類不再控制它的社會存在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喪失控制變成全面的了。人類擺脫了自然的變化莫測控制之後,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莫測控制。擺脫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災的不可抗拒的惡果之後,仿佛註定要遭受戰爭和經濟危機,血腥的專政和生產力的罪惡性的破壞,甚至可能有核戰毀滅的惡果。今天擔心這些大變動所引起的憂慮,比從前擔心饑餓、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過,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壹面在人類同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社會的關系上把異化推到極點,壹面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了人類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們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樣。這種可能性要在兩重意義上來理解。人類會越來越有能力控制和決定它的社會發展,好像對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中的劇變壹樣。人類會日益更有能力把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壹切潛在能力發展到最充分。在過去,由於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會組織和人類自己的社會命運,這些潛在能力受到了壓制和傷害。

建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然後共產主義社會來到,這意味著解放勞動,解放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工人變成了他們的產品和工作過程的主人。他們自由選擇分配社會產品的優先次序。他們集體並且民主地決定按照什麽次序滿足各種需要,優先生產什麽,以及這樣分配各種資源要犧牲多少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消費。

當然,這些選擇還是要受到壹定範圍的限制。任何人類社會都不能消費比生產更多,而又不致減少儲備和生產資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後的日子減少當時消費(當儲備的消耗和生產資源的減少達到壹定限度時)。在這意義上,恩格斯的說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就算對於共產主義的人類也還是正確的。“掌握住必然”也許比“認識”更正確,因為,人類對自己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控制越大,對於各種限制所可能采取的應付方法的數目也變得更大,而人類就更能夠解除采取唯壹的應付方法的責任。

但是人類解脫異化還有第二個方面,可以大大擴大人類自由的範圍。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時,到了再生產這樣的富裕有了保證時,解決物質的問題就不再成為人類首要的考慮了。人類把自己從機械的、沒有創造性的勞動的奴役解放出來。人類把自己從斤斤計較怎樣使用時間解放出來,從貢獻大部份時間給物質生產解放出來。發展創造性的活動,發展人類豐富的個性,發展越來越寬闊的人與人的關系,所有這些都優先於不斷積聚物質財貨——物質財貨的用處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革命的社會實踐不但要推翻生產關系,還要改變壹切社會組織,壹切傳統的習慣,人類的精神和心理。物質的利己主義和侵略性的競爭精神,因為在日常經驗中缺乏營養而逐漸枯萎。

人類將主宰它的地理環境,主宰地球的構形,主宰氣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時保持或者重建生態平衡。它將根本改變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礎。它不能絕對地靠意誌的力量達到這些目標,而不需要先決條件和充分的物質基礎設備。可是,只要這個基礎設備有了保證,那越來越能夠自由選擇的、主動的人類,就會變成創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異化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杠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正確的。


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借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系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後,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裏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吊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制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制約關系,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後,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系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制。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誌的二者關系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系,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堪稱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經典。

憑借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後,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沖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制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沖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沖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制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麽,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占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借強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於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制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制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幹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麽,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麽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麽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麽,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回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與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誌,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著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制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征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征、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制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制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系。”壹]以此為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復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著“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系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制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著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量。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裏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裏,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麽,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麽法律,無論什麽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誌,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誌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誌,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誌壹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誌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誌。”[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誌。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借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壹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系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制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註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制度準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壹種多麽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麽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侖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系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系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這壹段是原來文章所沒有的,在此難以表示出來,請編輯加上去。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恒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制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制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後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為例,“盡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制,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裏,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後,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制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制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後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制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制的俄羅斯制度下,“加強法制……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制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著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制、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制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制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制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盡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系,這種資本主義關系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雇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雇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著現代大工業的逐漸占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制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麽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後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擡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誌的“新法制”。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幹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跡”,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制上,堅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堅持按勞分配,逐步達到物質極大豐富。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與,“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社會主義的本質需求決定了社會主義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僅應該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應該用立法程序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不僅應該宣布勞動權,而且應該運用立法程序把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誌,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制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註。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征。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系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幹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註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系,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與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與。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與。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後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臺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臺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系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淩駕於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沖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借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裏,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系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系上的沖突,卻包含著解決沖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後,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征。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麽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征。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贊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於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棱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征。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盡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恒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系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盡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采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鏟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臺灣的事情只能從臺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於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麽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系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系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盡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系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系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系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系”,“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系”。(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系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系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麽,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盡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盡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恒的主題,那麽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系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恒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系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臺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臺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臺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臺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麽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臺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麽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誌,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采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後,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系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臺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麽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麽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誌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系。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臺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系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采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占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臺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臺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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